董振堂唯一活下来的儿子董用威，晚年最大的心愿：找回父亲遗骸
“1937年1月，高台城墙快守不住了，‘孩子，等我回来！’”寒风里，董振堂冲着残破的木门喊出这句话，身后枪声炸成一串。那一刻，董用威还在千里之外的冀中老家，根本听不到父亲的嘶吼，却在多年后一次又一次梦见相同场景，激灵一下惊醒，床单尽湿。真正的噩耗是1942年冬天传来的。新河老宅炊烟尚未升起，一名逃难的熟人丢下消息：“高台一战，董师长殉国了，脑袋被割去示众。”屋里顿时鸦雀无声，母亲扑进灶间掀开锅盖，蒸气瞬间模糊了眼。十一岁的董用威躲在门后，他不信，转身夺门而出，风雪灌满袖口，指尖却毫无知觉。
董用威后来常说，真正认识父亲是在解放后。家里只剩一张火烙掉角的黑白照片，他抱着照片四处打听。河北、山西、陕甘宁，遇到老红军就问一句：“您见过我爹吗？”对方只要点头，他便掏出小本子，“请给我讲讲那年宁都起义”。听得多了，他能把父亲的人生片段拼成一幅粗粝却清晰的草图——
1920年，保定军校；1924年，跟随冯玉祥誓师“倒曹”；1928年，官至西北军师长却依旧粗布棉衣；1931年冬，怒撕青天白日旗，率一万七千人改编为红五军团；1932年拿出全部积蓄三千银元交党费，只留三百被毛主席硬性“逼”着揣回口袋；1934年在湘江当后卫，被战士们私下叫“铁流老董”。每一道节点都像钉子，一颗颗钉进少年的记忆。
父亲牺牲时，董用威年仅六岁，他只记得更早一点的洛阳。那时董振堂任十三师师长，家人第一次进城团聚。师长府第宽敞，却连一件绸衣都没有。勤务兵端来四菜一汤，父亲摆手：“多余的撤下去，房外还有难民。”这桩小事后来被母亲反复念叨，成了家训：不奢，不腐，不贪。
抗战爆发，新河成了日军扫荡区。枪托砸门声隔三差五响起，董家只得一路南逃，先河南再安徽，改了姓，换了户口，像落叶，浮浮沉沉。动荡年代，活下去是第一要务。可无论哪里落脚，母亲都压箱放着那张烫剩半边的相片：“这是你爹，他在西北！”没想到一句西北，竟在儿子心里种下了去甘肃找人的念头。
新中国成立后，董用威被招到石家庄铁路工厂，最初做学徒，车床打刀一干就是七年。“我不靠父亲的老功劳，凭本事吃饭。”同事们觉得他轴，可就是佩服。工厂评先进，他却常常落选，不是政审不过，而是自己主动要求把名额让给伤残老兵：“他们比我更该要这张奖状。”
随着年龄渐长，寻找父亲遗骸成了他心底最坚硬的一根刺。1962年，他第一次请假进甘肃，坐慢车、赶马车，一路到达高台，连城墙都扒着摸了摸。当地老人告诉他：“城外那片戈壁埋过不少红军。”没有明显墓碑，黄沙悠长，风一吹，脚印即灭。他把几块碎砖头揣进口袋，悻悻而返。
此后半生，逢年过节他便往西走。高台、张掖、酒泉，不论走到哪，只要看见老井老庙，就上前问。有人给他指路，有人摇头冷笑，也有人索性把他当骗子。一次，他在高台镇口抬头看见对联，“人去楼空，但存浩气”，心口像被擂了一拳，愣在原地半晌才回神。
改革开放后，档案解封速度加快，董用威如饥似渴翻阅。红军西路军战史、马步芳电报、当地回忆录，堆满一屋子。他画了三张手绘地图，一条线从临泽画到高台，停在城南三公里处，旁边写着，“此处有乱葬坑”。到九十年代后期，他已跑了不下二十趟，头发开始花白，身体却挺得笔直。
2014年，高台县志办启动遗骸DNA比对工程。消息传到石家庄，董用威当即递上申请。次年春天，考古工作队在旧城西北角清理出若干遗骨，编号二十七号者的颅骨轮廓与当年照片几乎吻合，左眉骨处还有一道贯通性创口。多方专家比对，八成概率系董振堂。最终的基因检测结果寄到河北时，老人颤到坐不住，嘴唇抖了半天，“我爹，回来了。”
2015年10月，烈士遗骸随专列抵达石家庄。站台上，秋雨淅沥，董用威把手贴在覆着党旗的棺盖，喉咙干得发疼，只挤出三个字：“我接您。”那年他八十四岁，用拐杖，却拒绝任何人搀扶。
安葬仪式结束后，有记者问他还想做什么，他双眼通红却语速并不快：“把我父亲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讲给年轻人听，别让那段历史在嘴巴里冷掉。”说罢，他摸了摸胸前那张早已边角卷起的复印照片，转身进了细雨中。
世事翻覆，信念不朽。高台的黄沙终于静了，董用威的心也落了地。有人说，他这一生像在走父亲未尽的长征。也有人说，这是血缘，也是理想。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老人用八十年给出了答案：忠诚，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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