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地下党都爱住在这片区域，为何敌人难以发现
上海虹口足球场位于上海内环内。这一地标紧邻内环高架路，东临鲁迅公园，南靠四川北路，北连大连西路，轨道交通3号线和8号线在此设站，每逢夜晚有体育赛事或者演唱会，这一区域附近堪称人山人海。每当此时，看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欢笑着、交谈着、兴高采烈地举着灯饰或者气球从这里走过，都让人感到生活本身的美好——也就在足球场南，可以拐入一条小小的黄渡路。
黄渡路107弄堂深处的15号，是一幢不起眼的红砖小楼，与周围其他民居并无二致，但门口挂着由陈云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牌匾。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于湖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8年在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其间有过三次被捕，最后的时光就和夫人裘慧英携子住在这幢小楼北屋三楼，共27平方米。党的地下秘密电台就设置在小阁楼上。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上海虹口区成为隐蔽战线的重要据点，见证了无数革命志士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李白烈士故居
虹口区之所以成为隐蔽战线重要据点，与其独特的地理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租界林立，而虹口则是公共租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势力在此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的管辖能力受到极大限制。这种权力的真空地带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更为特殊的是“越界筑路”现象。租界当局为扩张势力范围，将道路修建至租界之外，形成“半租界”区域。鲁迅曾用“且介亭”命名自己的杂文集，即“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模糊的管辖权。
虹口记忆传讲室首席传讲人张家禾告诉记者，虹口武进路以北的四川北路沿线正是越界筑路的典型区域。这里马路由租界巡捕房管理，而弄堂深处则归中国警察管辖。这种交错的管理格局为革命者提供了灵活的活动空间：一旦被发现，他们可以迅速转移至租界区域，躲避追捕；而在华界活动时，又能利用租界的法律屏障保护自己。
此外，虹口还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地。从吴淞路到横浜桥，日本商贩、公司职员，甚至特务机构混杂其中。这种“华洋杂处”的环境使得情报工作更加隐蔽。中共地下党员可以伪装成普通市民或商人，利用日侨区的复杂性掩盖真实身份。
不仅是地理上的特殊区域，虹口更是左翼文化与革命思想的汇聚地。
左联会址纪念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也频繁展开。聂耳、田汉在虹口的生活、革命经历，对他们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影响深远。这种浓厚的进步氛围为隐蔽战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支持。
左联的第二次全体大会就是在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的帮助下，于虹口秘密召开的。尾崎秀实作为苏联情报人员，同时也是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成员。
1938年到1942年，山阴路124弄28号住着一个日本人中西功，他是中共党员，潘汉年情报系统战略情报员。
这种跨国界的合作在隐蔽战线中尤为关键。
海报设计：王晨
原标题：《上海的地下党都爱住在这片区域，为何敌人难以发现》
栏目主编：杜晨薇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周楠 吴頔 徐心远 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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