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百岁地下党交通员传奇:13岁少年送药路上藏身烂草堆躲避日寇刺刀
今年100岁的毛树兴,至今还保持着每天下楼锻炼的习惯。天气好时,他甚至会走上一两个小时,到如今嘉定的娄塘、唐行等地,去看当年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为中共地下党传递信息的“要道”,如今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树兴说自己“两只脚特别能走”,这是他儿时练就的童子功。十多岁就开始从事地下交通工作,他说自己一开始是被动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哥毛楚珩、二哥毛平东,经常让还是“小毛孩”模样的四弟毛树兴送信、送物资,逃避敌人的注意。
“后来我从被动变为主动,自己想参与地下工作,为抗日救亡出一份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树兴家一共出了5名地下党员,还健在的只剩下毛树兴一人。
“因为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争口气,让老百姓、老实人不要再过这般受苦受难的生活。”2025年的夏天,在位于嘉定区的家中,毛树兴接受了解放日报抗战寻访小组的采访。
“漫长的等待如同无边的黑夜,却未曾磨灭我心。”一个关于一个人、一家人的抗日故事,在这位百岁老人的娓娓道来中,徐徐铺展。
毛树兴在家中接受寻访小组采访。 舒抒 摄
国破山河在
毛树兴家原本在嘉定徐行镇伏虎村。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嘉定地界,老百姓被日军烧杀抢掠,甚至家中鸡鸭都被捉得精光,村民们只能向荒郊野外四处逃散。
毛树兴的爷爷当时已年过古稀,面对日寇的恶行,老人家当面痛斥“你们这帮日本人都是强盗”,遭日军拳打脚踢摔倒在地。
“日寇走后,我们把爷爷扶起来躺到床上,后又送他到昆山医治,但没多久,爷爷仍旧不治身亡。”当时,毛树兴只有13岁,但“国破山河在”的万钧之重,已然压在了这名少年身上。也正是在十多岁的年纪,毛树兴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在嘉定和青浦一带的交通联络。
一切要从他考取群业中学说起,这是日伪在嘉定开办的第一所中学。毛树兴回忆,进校后,看见日本人就要鞠躬,“否则就会被扇耳光”。
毛树兴在群业中学就读期间,来自浙江桐乡的黄振汉任中共地下驻上海联络员,经由毛楚珩帮忙在嘉定租房子开展地下工作。毛树兴被安排作为黄振汉的家庭成员一同入住,对外声称回家路远需要与“大哥”黄振汉同住。一名女地下党员则假扮黄振汉的爱人,一同住进位于百花街这栋租来的小房子里。
黄振汉告诉毛树兴,群业中学当时施行日寇的“奴化教育”,若继续在那里学习,日后难保不被日本人利用,应尽早离开。“我回家把这番话告诉了父母,但一开始他们不同意我退学,说能读书、识字不容易,叫我继续回去念书。”毛树兴说。
随着日军侵华暴行愈演愈烈,嘉定大片地区沦陷后,日寇更是无法无天,到处强奸妇女、抢掠百姓物资等,祖父的死更是激发了毛树兴的抗日斗志,最终他离开了群业中学。
但他没有搬离百花街的住所,继续以黄振汉小弟的身份,一边负责烧饭等后勤保障,一边参与地下交通工作。
为何要租住百花街这栋小楼?原来,小楼西面的弄堂恰好是日军当时的站岗放哨处。当地下党员需要开展活动时,日军哨点稍有风吹草动,毛树兴就以窗台的花盆为信,花盆位置不变代表“安全”,位置变化则代表“危险”,如此为经常出没于小楼的5名地下党员做掩护。
1939年,黄振汉接上级部队调令前往青浦支队部。临走时,他嘱咐当时尚未满14岁的毛树兴:“一定会有人来接替我,你留在这里为地下工作服务。”
新派来的联络点负责人名叫洪锋,借住在毛树兴家。毛家也自然成为中共地下党在嘉定的一个联络点,日常开会、办公都到毛树兴家中进行。
毛平东与洪锋的日常对外身份,是嘉定唐之庙小学的教师。这一身份也为共产党员来往毛家提供了合理的理由。有的共产党员刚从与日方的拉锯战中脱身,要找隐蔽地点暂时落脚,就来到毛家,其中就包括张维忠、冷涛、刘胜英、张建等革命人士。毛家则对外声称他们都是“学校里的老师和朋友”。
在此期间,毛树兴在洪锋的领导下担任地下交通的联络员,往返嘉定与青浦支队部,为中共地下党传递信息。彼时,中共在青浦武装力量的负责人是顾复生,他便成为毛树兴的单线联络人。
“有时候,写有秘密信息的纸条会被折叠成一个初升的太阳,这其实是枚烟幕弹,为了遮掩让大家来我家开会的信息……但太阳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意味着在这片漫漫黑夜里,我们终究会见到光明。”毛树兴说。
艰难送药路
毛树兴的老家,在徐行当地被称为“西毛家宅”,一村子的人都姓毛。毛树兴家成为地下党联络站后,主要作用是“有事情商量事情,有危险躲避危险”。当时毛家的联络站并没有活动经费,一切食宿开支均由毛家兄弟五人和父母支撑。
即便生活清贫,毛家人仍待来往的地下党同志如上宾,宁可自己吃麦饭,也要让客人们吃上白米饭。为此,毛树兴家还与大伯家合养一头牛帮人犁地,赚钱补贴家用。
毛树兴女儿告诉记者,如今父亲的记忆力有些衰退,淡忘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有件事依旧记得诸多细节——送药。
1939年至1941年,嘉定一带只有两间药房。其中一家华美药房的老板与毛楚珩关系很好,毛家就通过该药房筹集药品,送往青浦支队部支援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彼时,青霉素(盘尼西林)、消炎粉等三种药物最为紧缺。毛楚珩到药房购买一部分药品,另一部分通过嘉定两名医生开处方后到药房配药。药品积攒一定数量后,再由毛树兴送到青浦支队部。
“当时我才十三四岁,长得比较矮小,不引人注目,经常假装走亲戚往返青浦和嘉定运送药品。”毛树兴说,他经常把药绑在身上,加上本就是农民出身,不容易引起日军的注意。但有一次他前去青浦送药,差一点与日寇狭路相逢。
那天,毛树兴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趁天没亮就出发去送药。从嘉定徐行步行到青浦支队部,要走5个多小时。在嘉定黄渡的杨家桥有一个中共地下联络点,联络人是一名“三面保长”,八面玲珑,在国共双方和日方队伍中都有职务。
“当天我到了黄渡,正好遇上日军扫荡,我把药品交给这名保长后,他把我藏到他家一处堆满烂稻草的柴堆里,嘱咐我不能动,呼吸也要小点声,因为日本人随时都会拿刺刀刺向草垛寻人。”毛树兴至今记得,那天自己躲藏的草堆下方已经霉烂,他一藏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子夜才被保长从草堆里叫出,说是安全了。
保长问毛树兴,这些药到底是送到青浦支队部还是送到后方安置伤员的医院。得知医院距离黄渡更近,毛树兴决定把药品先送往医院。他吃了些点心就动身,终于在出发送药的第二天中午抵达医院。
在那里,毛树兴巧遇了正好在医院值班的婶婶。看到灰头土脸、一夜未眠的毛树兴,婶婶马上问他“吃饭了没”。得知小侄子已经大半天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婶婶马上安排他吃饭。
毛树兴也没有忘记正事,把药品全部交给了婶婶,还列了一张清单,写明每种药品的名称和对应的数量。
吃完饭,已经一天一夜没休息的毛树兴在医院值班室里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婶婶找人把毛树兴和药品清单一并送到了青浦支队部顾复生手中,顾复生表扬毛树兴办事灵活,送药一事总算圆满完成。
黎明破晓时
80多年后,已经百岁高龄的毛树兴讲起当年运送药品的过往时,依旧能还原一场惊心动魄又艰难曲折的地下斗争。
1939年至1941年的上海市郊,枪声、烧杀抢掠之声不绝于耳。毛树兴说,老百姓虽然痛恨日军,但乱世之中,离开故土也无处可去,因而大多数人仍继续留守在嘉定农村。
当时,中共在浦东建立淞沪支队对抗日寇,国军在浦东也有一支规模较大的武装力量三五支队。两支队伍最大的不同是,淞沪支队只打日本人,保护地方百姓,三五支队则经常与其他武装力量发生摩擦。
为此,淞沪支队将正式部队撤离至浙江四明山,仅留部分地下党员在上海。在此期间,有的地下党员被残忍杀害,有的被绑架后遭敲诈勒索。面对日益危急的情况,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站决定派毛树兴前往四明山传递消息。
“我从上海十六铺出发,凌晨3点开船,到四明山后先找到当地的地下工作站,那是一座庙,联络人是庙里一名负责烧香点烛的师父,他是共产党员。”接上头后,联络人又让毛树兴登岛,前去找淞沪支队的联络人。
“娘舅。”毛树兴找到淞沪支队联络人后,先喊了对方一声。这并非普通的寒暄,而是联络的暗号。
“你怎么一个人来,娘呢?”对方问道。
“娘身体不好。”毛树兴作答。
“身体一定要保养好。”对方一字不差完整对上了接头暗号。于是,毛树兴汇报了上海地下党遇到的情况。淞沪支队立即组织了不到20人的精干队伍,轻装短枪回到浦东,队伍名称仍叫淞沪支队,实则是保护中共地下党的敢死队。
在此期间,毛树兴家仍承担了招待和掩护中共地下党人往来的重任。但从1939年至1945年日军投降,这个位于嘉定徐行镇的地下交通站从未被敌人发现。
大约在1943年至1944年间,负责中共上海宝山地下工作的王同衍得到情报,有一批枪支在嘉定、青浦一带的番麦(玉米)地里。毛树兴立即将消息传递给毛平东和洪锋。最终,枪支安全到手,也帮助中共在朱家角建立了一支新的新四军小分队。
不过,小分队毕竟势单力薄,被敌人发现后就立即成为被剿灭的目标。这一情况由当时中共上海嘉定地下联络人周秉玉通知,毛树兴立即向朱家角新四军小分队汇报“有危险”。于是部队撤退至昆山巴城镇,洪锋便要求毛树兴在昆山建立交通站。
“我当时没有钱,通过南翔复泰酱园老板张慰椿,也就是我娘舅的资助,在巴城的酱色麦芽糖厂建立了交通站。”毛树兴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翔也要建立交通站。毛树兴便回到了嘉定,在复泰酱园当学徒工,建立了南翔交通站,第一时间发展了3名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树兴等4名南翔的中共党员还将南翔周围的所有碉堡绘制成一张地形图,并将南翔处于真空无兵地带的情况及时向中共汇报,从而使南翔实现和平解放。
海报设计:王晨、
(本文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的口述历史系列访谈之一)
原标题:《上海百岁地下党交通员传奇:13岁少年送药路上藏身烂草堆躲避日寇刺刀》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舒抒 杜晨薇 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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