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的野史和正史：梅毒之花是如何在世界盛开的
你可能在街边电线杆的小广告上，或者在某些不正经的网站弹窗里，看到梅毒过这个词。它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腐朽、阴暗的味道。没错，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盘桓了五个多世纪，像一朵妖艳的“恶之花”，在世界的阴暗角落里，从未真正凋零。天花这种曾经让帝王将相都闻风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人类都能在上个世纪把它彻底送走。但梅毒，这个主要靠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传播的疾病，却硬是活到了今天，而且活得还不赖。
聊梅毒，绕不开一个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咱们的历史课本上，哥伦布是个伟大的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联通了世界。这当然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光辉形象的阴影里。
哥伦布和他那帮船员，本质上是一群亡命之徒，是怀揣着发财梦的赌徒。他们远航的目的，压根不是为了什么“人类地理大发现”的伟大理想，是西班牙王室和他们自己的一场豪赌。赢了，黄金满仓；输了，葬身鱼腹。就这么简单。
当这群荷尔蒙爆棚、几个月没见过陆地的欧洲壮汉，踏上美洲的土地，看到那些几乎赤身裸体、毫无防备的原住民时，会发生什么？你闭着眼睛都能想出来。所谓的“文明与蛮荒的碰撞”，在很多时候，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掠夺和发泄。
然而，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此打开。有一种说法，可信度也最高，就是梅毒螺旋体，这个看不见的微生物，就是在那时，通过性和暴力的接触，悄悄寄生到了这些欧洲“征服者”的身上。它成了美洲大陆回赠给旧世界的一份致命“礼物”。
哥伦布本人晚年据说全身红疹、溃烂、精神失常，这症状，跟晚期梅毒的描述简直一模一样。当这帮“英雄”带着黄金、香料和新鲜的奇闻异事回到西班牙时，没人知道，他们还把一个恶魔带回了家。这个恶魔，首先就在他们寻欢作乐的妓院里，找到了第一批欧洲宿主。
当时欧洲可没有“性病”这个概念，更别提什么安全措施了。梅毒就像野火一样，从西班牙的港口，迅速烧向整个欧洲大陆。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堪称人类甩锅史上的经典案例。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那位倒霉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身上。他为了争夺那不勒斯的王位，雇佣了一大批刚从美洲回来的西班牙佣兵。仗是打赢了，法军也顺势在那不勒斯城里放纵狂欢。结果呢？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班师回朝的路上，没被敌人打垮，却被一种从下体开始溃烂的怪病折磨得七零八落。 查理八世自己也没能幸免，28岁就一命呜呼。
这下法国人可气坏了，打赢了仗，却惹了一身骚。他们愤愤地把这病叫做“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人更冤，家被占了，还得背黑锅，于是反唇相讥，管它叫“法国病”。
这一开火，全欧洲都加入了“泼脏水”大赛。德国人管它叫“法国佬病”，俄国人叫它“波兰佬病”，波兰人又叫它“日耳曼病”。传到中东，大家也懒得细分了，统称“欧洲脓疱”。
后来，这病顺着贸易路线传到了咱们中国。当时的广州是重灾区，所以北方人一度称之为“广州疮”或“杨梅大疮”。日本人呢，也毫无意外地管它叫“唐疮”。
这场命名权的争夺战，直到1530年才算告一段落。一位意大利的医生兼诗人弗拉卡斯托罗，写了一首长诗，诗里有个叫西非卢斯的牧羊人，因为得罪了神，被降下神罚，全身长满烂疮。大家一看，这个好，用一个虚构人物的名字，谁也不得罪。于是，“Syphilis”这个医学术语就这么定了下来。咱们中文翻译成“梅毒”，也是因为晚期患者身上的红疹，像杨梅一样，倒也形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了梅毒，基本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而且还是最痛苦、最屈辱的那种。
早期的医生们面对这种新病，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欧洲医学，还处在炼金术和神秘主义乱炖的阶段。他们觉得，既然梅毒是从“下面”来的，那治疗方法也得“猛”一点。
于是，一种堪称酷刑的疗法登场了——汞剂疗法。
简单来说，就是把病人关在一个大木桶里，底下放一盆水银，然后加热，让病人蒸“水银桑拿”。汞蒸气有剧毒，能杀死梅毒螺旋体。但它杀得更快的，是病人自己。
当时有句流传甚广的俗语：“与维纳斯（爱神）共度一夜，与墨丘利（水银）相伴一生。” 患者在治疗中大量流涎、牙齿脱落、神经受损，最后往往不是病死的，是被“治”死的，死于严重的汞中毒。
可即便如此，这种恐怖的疗法，居然从15世纪一直用到了19世纪，持续了整整四百年。你能想象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绝望。在必死和“可能死但死得更快”之间，人们选择了后者。
梅毒最诡异的地方，还不只是它的传播和治疗。它对人类大脑的影响，催生了一段段离奇的“野史”。
当梅毒发展到晚期（三期梅毒），螺旋体开始入侵中枢神经系统。这个时候，患者会经历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崩塌。但在这彻底崩溃之前，一些患者似乎会经历一个短暂的、诡异的“天才期”。
就像回光返照一样，他们会感到前所未有的精力充沛、灵感迸发、思维敏锐。这仿佛是魔鬼的交易：用你最后的生命力，换取刹那的才华闪光，然后坠入万劫不复的疯狂与瘫痪。
美国学者德博拉海登在《天才、狂人与梅毒》一书中，就探讨了许多历史名人与梅毒的纠葛。哲学家尼采、音乐家舒曼、画家梵高、波德莱尔……他们的疯狂与传世的杰作之间，似乎都笼罩着梅毒的阴影。我们无法断言梅毒造就了他们的才华，但这种疾病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剧烈搅动，无疑是其创作中那些癫狂、深邃、超越时代特质的催化剂之一。
当然，能熬到这个“天才期”的，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早就倒在了二期的痛苦折磨和三期的身体溃烂之中了。
人类与梅毒的漫长战争，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
1905年，科学家终于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梅毒螺旋体的真身。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到了1943年，青霉素被正式用于治疗梅毒，效果拔群。 困扰人类近五个世纪的噩梦，终于有了被终结的可能。
有了特效药，按理说，梅毒应该逐渐消失了吧？
然而，现实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各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全球梅毒发病率，尤其是在中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报复性反弹”。 就在去年，全球新增的梅毒感染病例依然高达数百万。
为什么？都现在了，一个有明确预防手段、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的古老疾病，怎么又死灰复燃了？
原因，不在病毒，在人心。
首先是“思想上的松懈”。青霉素让人们不再畏惧梅毒的死亡威胁，觉得“反正治得好，没什么大不了”。其次，随着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普及，一些高危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率反而有所下降，给了梅毒可乘之机。再加上各种社交软件的兴起，一夜情的门槛越来越低，风险也越来越高。
更让人痛心的是先天性梅毒。一个母亲把病毒传给尚未出世的孩子，这是何等的悲剧！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近年来全球每年仍有数十万新生儿携带先天梅毒，他们中的许多会面临死亡、发育迟缓或终身残疾。每一个这样的病例，都是对我们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拷问。
别以为这离我们很远。根据我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梅毒也一直是报告发病数位居前列的法定传染病之一。它潜伏在我们身边，潜伏在每一次不负责任的欲望里。
从哥伦布的大航海，到欧洲的甩锅大赛，再到今天的死灰复燃。梅毒这朵“恶之花”盛开五百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人类的欲望、恐惧、偏见和愚昧。它也照出了我们在灾难面前的自私与甩锅的本性。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科学可以提供武器，但真正能保护我们自己的，永远是常识、理性和责任感。
医学能治愈你身上的病毒，但治不好你思想上的“裸奔”。管住自己，尊重他人，对自己负责，也对你的伴侣负责。这，或许才是面对这朵古老“恶之花”时，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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