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伪装中国人，曾与4个中国人结婚，临死前一张照片暴露其身份
有这么一个人，她是日本人，却一生都隐瞒身份，伪装成中国人，不仅在中国住了大半辈子，还先后嫁给了四个中国汉子。她临终前的一张老照片，才把她真正的身份曝光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战八年，山河破碎，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东北地区更是满目疮痍。战争结束后，大量日本妇孺和儿童，被遗弃在中国；他们的父辈成了阶下囚，自己也回不去日本。
可这群孩子和妇女，大多在中国出生，不懂什么政治，他们是国家送来的，但战败后又成了弃儿。中国人恨他们的侵略，但对这些无辜的妇孺，却选择以德报怨，主动收养。
而这其中，就有一个另类的例子：水绮秀子。原名水绮秀子，改名王玉兰后，她凭几分姿色和流利的中文，居然混迹乡里，先后与四位中国男子结为夫妇，最后一任才真正携手到老。她的一生，像是一场观察人心的实验，也是一曲关于归属与乡愁的悲歌。
她第一次出现在村里，是一个初夏的午后。岸边的柳絮刚落，王玉兰挽着发辫，从火车站直奔县城。有人问她：“你是哪里人？”
她轻笑：“我是陕西的老乡。”口音正宗，连串“咱们陕北那边”都能信口拈来。没过几天，就有一位国民党军官注意到她，对她一见倾心。
俩人很快订婚。可新婚没几月，这位军官便被调到了前线。临走那天，他握着王玉兰的手，眼角带泪：“姻缘未了，等我回来。”可人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她站在邮局门口，手里攥着新军装上的血迹，恍惚良久，才明白，这段婚姻已成永别。
失去第一任丈夫后，王玉兰一个人住在乡下，屋里挂着两张结婚照。春去秋来，她围着炕头织布，却难挡胸口的寂寞。有一天，她在时髦的小店里碰到第二任丈夫——又是一位国民党军官，退役回乡，风度翩翩。
刚开始，两人如胶似漆，他把她宠上天，带她去集市，给她买城里带回来的花布。可好景不长，她发现这位军官家里已有妻小——一封他前妻写来的信，落在她屋里。信里说：“夫回家从不问起我和孩子。”王玉兰看着信，咬牙决绝：“我不做破坏别人家的‘第三者’。”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把那件陪嫁的嫁衣烧了。
两次婚姻失败后，王玉兰对感情谨慎了。她想：找个忠厚老实的人，过个平凡日子就好。结果第三任丈夫出现了。
他是隔壁村的农民，天不怕地不怕，穷得叮当响，可看她孤苦伶仃，人又老实，便娶了她。村里人都羡慕：“这回算是着了道儿。”他们一起耕田、一起织布，日子看似平静，却很暖。
可人算不如天算，半年后，丈夫查出结核，咳血越来越厉害。她抱着他，咬破手指，在床头写下了：“愿君从善如流，莫误此生。”字迹歪歪扭扭，却字字悲切。
没多久，他就病逝了。那晚，王玉兰把丈夫的农具全都摆到门口，抚摸着旧竹锄，泪流满面。
守孝期满后，她以为风雨已过，日子总要有个落脚处。村里又给她介绍了第四任丈夫——也是一个邻村的农民，勤劳朴实，没别的嗜好，只爱吃她熬的粥。王玉兰点点头，心想：“这次，算是找到了能相守到老的人。”果然，这对老夫妻一同挑水、下地、晒谷，风吹日晒，肩并肩走过几十年。村里人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打趣她：“你这把年纪，还老夫老妻，挺有意思。”
这么多年过去了，王玉兰对村里人越来越亲，可她的心里，却始终留着一个死结：她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中国有户籍制度，上了户口才能享国家待遇，她的孩子们三令五申：“妈，你赶紧上个户口，吃药、住院都方便。”可她却摇头：“我是谁，我自己知道。
我上了户口，就真成中国人了。日本是我的根，我上了户就没根了。”她又说：“待在这儿是情分，入户是身份。”孩子们也就让着她，不再强求。
直到去世前的那个冬夜，雪下得大，天凉如水。她唤来四个子女，在床榻边缓缓道来：“我真是日本人啊，出生在东京。父母在战前被派到华北，辛苦一年多，才出生下我……”孩子们面面相觑：“妈，你在骗我们吧？”她颤着声音把床头柜打开，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一个稚嫩的小姑娘，披着短发，穿着日式和服，背后写着“秀子”两字。四个子女看着看着，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她接着说：“我怕你们受歧视，就一直没敢说。可现在我走不了几天了，总得让你们知道真相。”说完，她又低下头，呜咽不止。
王玉兰是日本人的消息，像风一样在村里传开了。十里八乡的人都愕然——乡里憨厚的王奶奶，居然是日本人？更奇怪的是，大家没有一个人对她投来异样的目光。
村支书走到她床前，拉着她的手，声音哽咽：“玉兰，你这么多年对咱们好，乡亲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一份子，身份倒不重要。”老人听后，嘴角露出笑，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
知道母亲心中的思乡念想后，子女们帮她联系了日本。几经波折，她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踏上回国的航班。飞机在东京机场降落时，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太扶着拐杖，望着这个曾经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眼里全是水。
可半个月后，她又回到了中国。她对儿女说：“我回日本，只是去了根所在。真正让我过得好、让我有家的地方，是这里，是你们。”过了大概一个月，王玉兰在家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她的葬礼，村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抬着棺材，一路哭一路送。人们在棺材边放下她生前最爱的花布，还唱起了陕西秧歌：“枣儿红，心儿稳，玉兰一世留华村……”她终于带着乡音，带着乡亲们的情义，走完了这一生。有人追问：“她为什么一辈子都不登记户口？”有人说：“因为她怕丢了日本人的骨血。”也有人感慨：“大清若有此德，一统世界也不过如此。”
参考资料：[何立波.《中国抗战遗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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