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县委书记一跃成为省委书记，事迹被载入世界名人录，活到71岁
“要是没有水，庄稼可怎么活？”1971年初春的松桃县城里，吴向必对赶来汇报的技术员低声嘀咕。那一年，他正忙着盯虎渡口电站的最后一道闸门。一名普通放牛娃，最终登上省委书记的位置，这样的经历在党史资料里并不多见。吴向必的履历被编进1987—1988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第51卷，原因并不神秘：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干实干，让他在黔东大山里闯出了一条路。
1926年正月，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镇还叫铜仁第五区牛郎坝。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吴家的土墙屋子仅能遮风挡雨。为了换来几升苞谷，他七岁起就给地主放牛。读书？想都不敢想。方言里夹杂着几句蹩脚的普通话，是他全部的“文化底子”。
战事的枪声改变了山里人的命运。1948年冬，地下党小组带来《新华日报》和几份传单，宣传口号“打土豪、减租减息”让二十二岁的吴向必有了第一次心动。他先加入农会，紧接着加入共青团。有人劝他“别折腾”，他抬头只回一句：“活得再苦，也得图个明白。”
1949年底，解放军大军入黔。了解复杂山道的吴向必自告奋勇，当翻译、跑通信、带路样样不落。牛郎区土改工作队刚成立，他又被推举为第二村村长。白天丈量土地，晚上挨家解释政策，嗓子常常沙哑到发不出声，但第二天依旧扛起喇叭继续讲，“让乡亲们睡个安稳觉”是他唯一的念头。
勤恳踏实的作风被组织看在眼里。1952年10月，他光荣入党。三年后，调至铜仁县委担任副书记。那段时间，松桃、铜仁连年干旱；面对成片龟裂的稻田，他常站在渠口发呆。有人提醒“县里的事可不只修水渠”，他摆摆手：“没水，其它都是空谈。”从黄金坝到苏麻河，从泥河到响水洞，四条引水工程拔地而起；再后来，东方红、跃进两座水库蓄满清波，田里的秧苗终于抬头。
进入70年代，山区缺电问题突出。虎渡口电站立项之初，无人愿接。吴向必把案卷一摊：“我文化不高，但懂得发电机需水、百姓需灯。”他挤在工棚里，搬石料、盯进度，工程提前竣工。电站年发电量三千多万度，夜幕下的松桃第一次亮起大规模电灯，老人们说“几十岁才见到星星一样的白炽灯”。
1973年8月，北京召开党的十届代表大会。会场里，吴向必第一次穿上中山装，袖口还打着补丁。大会结束，他被任命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当时仍设第一书记）。调令送到手，他诚惶诚恐：“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苗家娃，能行吗？”组织给他的回答只有八个字——“岗位需要，你能胜任”。
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他始终把注意力放在“稳”和“干”两个字上。稳定民族地区局势、恢复生产秩序、巩固基层组织，每件事都离不开深入一线。铜仁、台江、榕江的山路，他骑着吉普车就跑坏了好几条传动轴。鲁瑞林第一书记与他分工明确，常笑称“向必走得比脚夫还勤”，但正是这种勤，换来贵州多年少有的社会安定。
1978年春，他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看似“降级”，实际上是组织着眼于全国民族教育布局的安排。吴向必却犯了难：“我没文化，到大学怕误事。”可既然任命下了，就得干。短短两年，学生宿舍、教师住宅、专家楼一一封顶。更难得的是，预算一分钱没超。1981年学院审计组把账本翻了一个多月，结论仅十二个字：“账目清楚，用途明确，无一私分。”
天有不测。赴京两年间，他的妻子和幼子相继病逝。有人劝他请长假疗伤，他握着茶缸沉默片刻：“手里有活，就不准停。”那一年，他的鬓角悄悄斑白了许多。
长期过度劳累，身体亮起红灯。1981年夏天，他在办公室突发脑血管意外，被紧急送往青岛医治。治疗期间，他仍关心校园工地进度，常用颤抖的字迹写信给后方：“质检不能省。”医生摇头苦笑，说世上少不了工作狂，他算那一类。
1997年4月3日，吴向必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一岁。遗体告别仪式简单朴素，仅摆放几束山茶花。骨灰盒回到家乡时，牛郎镇公路两侧自发站满群众，他们口口相传：“吴书记回来喽。”
《世界名人录》对他的注解只有几十字，大意为“少数民族领导干部，长期从事基层及省级领导工作，成就显著”。短短一行，却包含了大山深处数十年的汗水与脚步。
黔东苗岭依旧云雾缭绕，虎渡口电站的涡轮声、黄金坝渠首的水流声从未停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是他留给贵州、留给乡亲们最沉甸甸的证据，也解释了为何放牛娃能被写进世界名人录——苦干实干四个字，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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