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特务”黄茂才被判枪决，临刑前高喊：我为江姐干了很多事
1953年，四川荣县的行刑场，黄茂才忽然失声“我冤枉，我给她们做过事。”枪声未响，执行被叫停。这声喊，让他的命运拐了个弯。据当时案卷，他被指为渣滓洞的刽子手之一。
线索得从更早的岁月勘出。
1948年秋，重庆。江竹筠被捕，押往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关在中美合作所体系的看守所里。
彼时，审讯粗暴，酷刑频仍。她的身份是川东地委副书记，成了重点对象。
1949年11月14日，她在重庆牺牲，年仅29岁。这一页后来写进烈士名录。
同一座山上，还有许多年轻人被擒。有研究认为，学生曾紫霞及其未婚夫刘国鋕也在其中。
此前几年，故事的另一条线在乡间展开。
黄茂才，四川自贡荣县人。家境清寒，少时常为口粮发愁。
那会儿征丁紧，黄母为保儿命，曾向当地绅家的少爷刘重威求告，盼能谋个差事。
据地方口述资料，刘重威看他识字、稳重，遂荐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任少尉文书。
1945年，他被调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兼做看守，管放风与收房。
他和江竹筠都来自自贡，算同乡。老乡，监号门内外的生硬，稍稍松动。
对照之下，制度是冷的，人心有时会犹疑。他待人不苛，话不多，守着规章的边。
上级屡次告诫严防接触，违者重办。他见过“重办”的下场，不敢越雷池。
再往后，形势起了变化。1948年，学生与青年频频入狱，歌乐山上人声渐密。
据幸存者回忆，江竹筠曾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只写“多读书，做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话不重，却像钉子。更确切地钉在他的日常里。
有回忆称，江竹筠还托人送来一绞毛线，后来他穿过一件灰毛衣。这一细节仍需更多证据印证。
据复查材料与口述对照，黄茂才起初只是放松些查问，装作没看见犯人低声传话。
等到试探稳了，他开始代送小纸条。先是一封不起眼的信，彼时无人察觉。
随后，信件增多。据案卷整理，他化名外出，前后送出二十余封。
这些纸条多是联系与安置的讯息，供狱中党组织对表与布置，谈不上“策反成功”，却明显降低了信息断裂的风险。
1949年春夏，战局顿改。我军四月入南京，重庆方面收紧看守，越狱计划因此延后。
转而，另一个阴影笼来。11月下旬，重庆大屠杀发生，史称“11·27”。
渣滓洞与白公馆相继传出枪声。许多名字，定格在那一夜。
其后，有口述称曾紫霞于1949年8月即被营救出狱，此事与地方档案可互证。
那会儿，黄茂才作为普通职员，亦在遣散名单里。他回荣县，去做乡村教师。
局势已换天。他以为日子能平下去。
1951年，公安部门追查旧案。因看守身份与供述不清，他在荣县被捕。
据当年材料，他被认定与迫害案有关，移交起诉。辩解不被采信，行刑日期排上了。
1953年的刑场，他喊冤，也喊出了细节“我为她们送过信。”这话让现场一滞。
按程序，公检法抽丝复查。与幸存者口供相互比对，一些关键点开始对上。
有证人证明他曾默许传话，亦有人指称他参与押解。是否直接施刑，证据不足。
据此，法院改判无期徒刑。此后多年，他在狱中劳动改造，记录显示表现尚可。
再往后，减刑、释放。他回到民间，活得低调，口风很紧。
时间跳到1988年。那年，他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曾紫霞和几位渣滓洞幸存者。
场面平静，谈话不多。有人点头，说“这事可以作证”。他像是把背上的石头放下了半块。
严格说来，“清白”二字，历史更慎用。更有说服力的，是可核对的纸面与在场者的证言。
江竹筠的牺牲，定格了她的坚韧与信念；黄茂才的起落，折射制度夹缝中的人心选择。
对照两人，一刚一缓，立场分明，路径复杂。历史里常见这样的并置。
由此也能看清因果链条身份之便带来接触，接触催生同情，同情推动“传信”的实践；而体制压力与恐惧，又让他止步于“默许”和“代递”。
反过来罪与非罪，不能只凭口供里的形容词，要落在时间、地点、证人、物证这些要害点上。
末了，还是要回到那张小纸条和那件大概存在过的毛衣。它们或许不足以改变大局，却曾改变个体的心绪与抉择。
历史的判断，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更密的证据网。人心的回响，有时只是一句“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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