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将领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让统计数据告诉你答案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战时中国军队一个先天性缺陷是和大格局不可分割，那就是将领层级的素质，包括他们的才识，专业素养，和领导能力。
无论是蒋介石本人、他的主战派高级同僚们、乃至外国军事顾问们，都一致认定中国军队将领们普遍存在严重缺失。
中国政府要想执行任何有效的军事整改计划，高级军官必须具有服从精神和执行任务的能力，而这正是中国军队面临的长期性和系统性问题。
1、抗战时期高级将领的受教育程度
总括而言，20世纪初期中国军队高级军官的出身，不外乎四类：
（1）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及其预备学校；（2）广东黄埔军校；（3）日本军校（特别是士官学校）；（4） 行伍。
依据抗战晚期（1944年）调查，国军将官级军官中只有10%左右曾就读外国军校，而他们中多数还只是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军事教育，因此并不熟悉一战后军事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军事战略思想的革新。此外大约38%的高级军官或出身于行伍，或出身于旧式省级或地方级军校。
他们的军事素养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其余基本毕业于保定军校或黄埔军校。国军将官中最缺乏的是具有特种兵知识的军官。比如说，大多数后勤系统的将官毕业于质量较差的北洋陆军军需学校，而且在1928年前的北洋军阀军队中服役过多年。骑兵和通信兵部队也被北方部队中的旧式军官所把持，尤其是马氏兄弟。
南京时期，陆军大学成为提供高级军官深造的场所，培养军官进入最高参谋指挥层。尽管陆大是中国军事教育的重要基地，但入学听课的军官实际获益并不多。抗战爆发后，陆大的状况比其他几所军校更差。陆大教学质量下降的原因也是经费短缺，器材落后，并缺乏合格的教员与合适的教材。
陆大培养出的军官数量也十分少。从1930年到1944年，只有1878名军官接受了最高级（指挥）班教育。面对庞大的国军需要而言，无非是杯水车薪。难怪战争结束时，魏德迈将军就曾经感叹过，他接触到的高级军官很少有“受过良好而专业的训练”。但是他们手中却掌握军权，而且不受中央政府制约。
对于战时将领群体，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原始资料，是1944年由重庆政府内部整理的《将官资绩簿》（如下表）。包括4188位少将级以上现役军官的军衔、履历、籍贯、年龄和教育程度。
中国将官的教育状况，1944年
资料表明，黄埔系在高级军官中很显然属于极少数派（11%的上将）。不仅各省和地方军校是地方实力派的堡垒，而且从保定军校和外国军校的构成及其毕业生的分配情况来看，在它们开办期间内实际上也是为地方军队而不是为中央军培植军官。因此，就整个将领群的结构观之，那些政治观点和职业具有地方倾向的军官，同那些确实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军官相比，数量大约是3:1。
依照常理而言，有两类将领在中国权力结构上握有实权。
第一类是作战部队司令官。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内，师是基本战略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依编制而言，3个师构成1个军，几个军（通常是2-5个）构成一个集团军。部队最上级是战区司令官，尽管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指挥军队，但实际上他们既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又是他们辖区内省级政府官员的顶头上司。战区司令官在党政所有部门中拥有广泛的任、免、升、降、奖、惩的人事权力，甚至有权建立或取消行政机关。在其辖区内，他们还有权颁布单行法令。总之，这些司令官都是些掌握枪杆子的人。
第二类可以称之为“行政将领”，在政府中被委以特殊军事性质的职能。
他们主要分布在下列机构中：（1）军管区；（2）招募局；（3）军事训练部；（4）警备总部（绥靖公署）；（5）保安司令部和守备区。
当我们就符合上述标准的将领们进行分析时，就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如下面的表格：
高级将领职务和教育概况
首先，从教育背景看，黄埔毕业生显然是少数派，在作战将领和文职将领中只占36%。
第二，从最高层将领的政治忠诚度来看，得出的结论对重庆政府而言最为难堪。
在总共36位战区正副司令官中，有14人（占总数的39%）在1937年前曾反对过南京政府，11人（占总数的30.5%）被认为绝对忠诚于政府，另外的11人（占总数的30.5%）则态度暧昧。再从这些正副司令官管辖的地理分布来看，14个战区中仅有5个战区（36%）掌握在忠诚于国民政府的军人手中。
换言之，就抗战时期中最具实权的军事领袖以及他们控制的战区而言，有2/3是控制在地方实力派手中。因此，即便是在战区这一级而言，抗日阵营的团结性已经显示高度不稳定状态。
第三，如果进一步考察作战部队的实际控制情况，则会发现，尽管黄埔毕业生名义上在314个师中的132个师（占总数的42％）居于长官职位，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却远小于此。
当中央政府牢牢地控制着一个师的武力时，它的标志是会把忠诚军官安插到各个重要职位上去，包括正副师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应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当我们以此标准来考察各师时，我们发现仅有74个师（占总数的23.5％）符合这个标准。因此这74个师可以被视为是黄埔力量的核心。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有66个师的高级职位中完全没有一个黄埔毕业生，因此这些师可以视作地方实力派的堡垒。
那么，剩下的174个师就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争夺的对象。既然只有早期黄埔毕业生才累积到足够资历出任最高军职，他们的人数既少而知名度又很高，则我们可以推定，如果在各个师中占据高级职位但缺乏政府记录的军官，应该不是黄埔毕业生。
依据这个推定，则我们可能对重庆政府做出最有利的估计是把174个师中的58个师看成是在它局部控制之下，而其它116个师基本上是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中。在这116个师中，国民政府或许做了不同力度的渗透，但未能控制全局。
同1937年相比，1944年重庆政府无论是由黄埔毕业生去创建和指挥新的师，或是用黄埔毕业生去渗透现有的地方师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中央政府的力量在中国军队中仍是少数派。这些资料背后也许潜伏着更严重的问题。
战前国民政府精锐部队是从长江中下游各省招募而来的，但是已被摧毁殆尽。在八年抗战中，即使那些名义上由黄埔毕业生统领的军队，它们的新兵也只能从西南省份征招而来。
在此可以提出一个实际的例子。1940年黄埔毕业生也是中央军善战将军郑洞国，被任命为第98军军长，但是该军官兵出身湖北省旧军有浓厚乡土观念，把郑洞国看成是“外来人”，即便是加倍努力，也无法掌握官兵。
2、徒劳的改变
其实国民政府并非没有做出努力去改善高级军官的素质，但是收效甚微。它采用的方法就是“庐山军官训练团”和陆军大学。
前者创始于1933年，前后举办三期，约有7500名军官成为学员。不但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部队，而且教官也由德国总顾问魏采尔参与精选，训练团干部也是由全国部队择优担任，其中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的重要将领担任，可说是一次不分嫡系杂牌的军队建设大工程。
至于陆军大学的学员，若以常理推想，都是应该从部队现役军官中择优招收的，是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培养场所。如果纯从教育观点设想，则入选者应该感到荣幸而珍视深造机会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着眼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盘算。
从中央政府角度着眼，战前的陆军大学总共只训练了2000名参谋人才，全国大多数部队指挥官没有受过参谋训练，完全凭靠行伍经验，无法对付日本严格训练的军官。
战前许多地方部队缺乏参谋人员，军事长官甚至看不懂军事地图。众多司令部人员只是长官的私人僚属，对于人事、补给、军需、军械等重要任务一窍不通。许多旧式部队普遍的现象是，识字的做参谋，不识字的做副官，完全无法面对现代化的日本军人。重庆政府认为这种现象亟待改正，因此把陆军大学视为提升军队高级领导人才的重点。但是从地方部队着眼，因为只有它们现役的中上层军官才能入选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所以他们在受训期间必须离开部队。
既然他们出身于地方部队，因此对于提高部队素质原本就缺乏兴趣，更何况他们对于日军的态度是以避战为优先考量。还有一层顾虑是他们一旦离开部队就可能前途难卜，因为万一在受训过程中职位空缺被他人填补，或是结业后被中央政府安排另就他职而离开原部队，就会两头落空。因此许多地方部队军官把陆军大学视为畏途。
换言之，重庆政府以训练高级军官的手段去提高军队素质的设想，在当时的军政大格局下变成文不对题。难怪地方实力派领袖们经常不肯放人，而入选者也不愿赴校报到。如果中央政府为了改进军事长官素质，严格规定部队必须派遣官长接受深造训练，则他们就只派副长官或是高参去充数，最高长官自己绝对不肯出席。
他们的疑虑就是不敢离开部队，害怕军队内部窝里反，害怕中央政府趁机夺权，派任新长官进行改编或并编。这种猜疑和恐惧，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央政府始终无法召集四川省师长到成都开会，更不必说去训练营受三个月训练。
至于那些到了训练营而不认真学习的次级军官，则中央政府也无法控制，因为不敢得罪他们的主子。因此毫不意外地，军纪败坏风气也感染到陆军大学。当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3年赴该校主持结业典礼时发现，竟有三分之一学员不见踪影（也可能从未入学上课）。
3、底层军事干部的素质
国民政府的军官养成教育在广州时期开始，就把重点放在黄埔军校，南京时代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此外还有各种专科学校，比如说炮兵、工兵、通信兵、骑兵、化学兵、宪兵、军需、军医等等，也在南京时代陆续成立。
蒋介石本人重视训练，曾经亲自编“剿匪手本”作为训练教材。但是在中央军队系统下，多年形成的趋势是第一等人才做带兵官，第二等人才做参谋幕僚，第三等人才到教育机构担任军事教官。至于教材方面则呈现大杂烩局面。
1928-1937年间中央军校实际毕业10731人，人才实质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上乘。不幸在淞沪战役期间，国军损失初级军官超过一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央军队干部，造成基层干部严重断层。
也正是由于高级将领群素质低落，而中央政府又无力撼动他们的控制权，因此在他们部队里，中低级军官能力低落的情况，就更是无法改正。
抗战开始后，培养初级军官最重要场所仍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但是与南京时期相比，学校迁移至成都后的教育质量急剧下降。学校设备简陋，管理松散，而且缺乏资优教官，被迫降低入学标准，还将大多数学员的学制缩短为12个月。
抗战开始后对于低级军官的需要量急速增加，但是因为待遇差，军校招生遭遇严重困难，只好降低录取标准。南京时代军校招收学生必须是高中毕业生，而且录取率只有7%，可谓是精挑细选，难怪养成的军官质量优秀。
抗战开始后，西南省份民间反应淡薄，不得已降为初中肄业生就可以报考，而且录取率猛增到87%，几乎是只要报名就会录取。入校素质降低、经费不足、设备不足、师资下降、受训缩短、缺乏严格淘汰制度等各种因素汇集一处，军官素质必然降低。
总计抗战期间，中央军官学校在成都校区（1937-1946）也只培养出34430名学员。1939年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全国各地设立了9所分校，在战时共毕业88461名学员。但他们的水平更低。如果算上80000-84000名从行伍中提拔上来的学员，各机关单位自办各色各样补习班，培训大约100000名军官，那么抗战八年中正规军校和各类辅助军事教育机构共培养了各级军官大约在20-25万名之间，成为整个抗战时期的低级军官群。其中专业兵种的军校毕业生尤其缺少。
依1944年统计，全部国军受过军校训练的炮兵兵科毕业生1722人，工兵兵科780人，辎重兵科288人，通讯兵科2198人。其他都是靠自己磨练而成，或是对专业茫然无知者。
这种资源短缺的后果，不但降低了专业水平，甚至产生严重纪律问题。比如说，成都军校学生在1942年风纪败坏，屡次打群架，在市区喧闹，殴打警察，在戏院霸占座位，甚至殴打军校长官，令校方无法管理。蒋介石震怒之下亲自下令撤换教育长。至于在其他省份设立的分校，则无论设备、资金、师资更不如成都校本部。
同时由于重庆政府对于地方失控，而许多分校落入地方实力派手中，素质更是低落。地方实力派对于军校分校的态度和盘算也颇为复杂。他们可能担心军校分校是重庆政府渗入地方军事的工具，因此处处加以防范限制，不肯把自己的军人派赴学校接受正规军事教育。他们也可能把其他军校毕业生被派赴地方军队服务者视为外人，将之孤立，而不予重用，或是处心积虑严加控制。
当然他们也可能把分校视为自己独享的干部训练场所，而排拒中央政府的参与。
4、夸大战功
根据1943年8月何应钦报告，在国军各部队14万名中下级军官中，只有37587名（约占总数的27%）毕业于正规军校。
再根据一份1944年度陆军中下级现役军官的素质统计显示，在总共被统计的117579位军官中，接受过养成教育者占27%，行伍出身者占33%，其他37.5%则只是接受各种形式的短期召集教育或进修班。
换言之，战时有七成以上的初级军官是直接由行伍提拔上来的，总体素质肯定不好。这个情形几乎与南京时代中央军状况截然相反，因为当时有80%的初级军官是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
大概最令徐永昌愤怒的，是1941年9-10月份对于湘北战役的过分夸大战果，称之为“湘北大捷”。根据军令部情报，湘北战争的确有小胜成果，但是被夸张成为大胜，谓毙敌3万几千人，伤敌六七万人，俘敌八千数百人。
这些数字令全国百姓为之疯狂，兴奋得满街放鞭炮，挂国旗，全国慰劳总会宣布捐款10万元劳军等等。因为战报完全背离事实，使得军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无法自圆其说。
因为按军令部得知的实际情况是，第六战区完全忽视政府有关新闻检查的规定，自行向报纸发布不实新闻，而宣传部则不敢得罪军人，只好随声应和。
与此同时，日军则嘲笑中国军队为“纸上战斗胜利”，而徐永昌则斥之为“耻中之耻”。依照军令部情报，国军在湘北战役中号称动员了31个师（共11个军），伤18422人，死8782人。但是军令部认为这些数字肯定不实，必定隐藏了逃亡和失踪人数。又据报，国军捕获日军步枪1134支，轻重机枪38挺，各种炮14门，战车9辆，俘虏247人。军令部对这些数据也高度质疑。
而战区指挥官却对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们宣传，日军在湘北战役中弃尸41000余具，使得军令部战报发布组不知如何圆谎。军令部还得到密告，此次湘北战役国军攻下的据点数字不确，尤其许多营长以上长官根本躲在后方安全地带。
而委员长侍从室的林蔚也告诉徐永昌称，湘北战役序幕战时，第六战区的报告子虚乌有。国军第四军吃亏极大。日军打过汨罗江之后，我军已无可战之军。所俘虏敌人不到十个，枪械也只有几支而已。
徐永昌不禁气愤到大骂，“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到极点。”
徐永昌的批评也被张发奎证实。抗战时期担任第四战区司令官（管辖广东和广西）的张发奎快人快语地说，所谓三次长沙大捷（1939、1941、1942）均属虚构，因为日军志不在长沙，只是佯攻而已。中国将领们等到日军自动退却后则自吹自擂，宣布“大捷”。张发奎更举例广东籍部队在广东北部打了一个败仗，却厚颜无耻宣传为粤北大捷。日军分明是自动撤退，而广东将领们却谎称是将之击退。
发人深思的是，这类事件不但张发奎作为战区司令官无法管制，连重庆政府也无法管制，特别是当那些违法违规的军队长官是主战派的成员，而在行为上又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作风时，重庆政府更是投鼠忌器，无能为力。战时由中国政府内部发动的军事整改努力都是在这个大格局之下，举步艰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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