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间，曹州城为何三易其地
曹州水患：金朝黄河改道与古城悲歌
“金始克宋，两河悉归刘豫。豫亡，河遂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这是《金史·河渠志》对黄河变迁的记载。
金朝人统治下的黄河，下游迁徙不断，尤其对曹州（菏泽）非常不友好，把宋朝时风光无限、曾升为兴仁府、都督府的曹州作为了肆虐发泄的对象：
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黄河水淹巨野，把济州由巨野赶到了任城；大定元年（1161年）五月，黄河在曹州、单州间决口，淹了曹州城；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汹涌浑浊的河水“水溃曹州城，分流于单州之境”。
面对久久不能退去的滔天洪水，河南统军使宗叙竟上书“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单虽被其患，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主张放弃堵口，任由黄河漫流改道。
这一次，曹州没能抗住洪水的冲击，最终城圮于水，被迫迁至故乘氏县旧址——这便是今日菏泽城区作为行政中心之始。
菏泽与黄河的纠葛，起于远古时代。
初期的黄河下游即在华北平原摆动不止，而菏泽所处地势低洼，泽薮众多，恰是洪水所需通道。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孕育之地——雷泽，孔子西狩获麟的大野泽，均为黄河支流汇聚的湖泊。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继承其父鲧未竟的治水事业，苦心勠力，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这一记载有力佐证了大禹治水与古菏泽之间的关系。
菏泽之所以称为曹州，源于西周初期周武王分封其弟振铎建立的曹国，疆域为今菏泽大部。
这一带北依黄河，水系发达，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多平原和丘陵，至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的重要场所。
东汉王景治理后的黄河，主流经滑县、濮阳北流折向东入海。北宋黄河“南北之争”，争论的主河道也都在菏泽之北。但自南宋初年“杜充决河”使黄河南流入淮后，菏泽便完全暴露在黄河威胁之下。金初，河道已稳定在豫东北至鲁西南一线，呈多股分流状态。
此时的菏泽如同浮在河网中的孤岛，命运系于堤防的脆弱屏障。
1168年的李固渡决口，成为金代黄河治理的转折点。
洪水淹没曹州城，分流出两条新河道：一股东北入梁山泊汇大清河，一股东南经单州（单县）入泗水。都水监梁肃上奏说：新河已占六分水量，若强行塞新复旧，一旦洪水暴涨，“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
这个方案最大的好处是：避免大规模征发民夫引发动荡，同时利用河道稳固边防。金世宗最终采纳了这个奏章。金廷还下令沿河四府十六州四十四县官员皆兼“提举河防事”，但地方官“坐视河防缺壤，特不介意”，制度形同虚设，曹州就此被牺牲：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黄河再决曹濮交界，“濒水者多垫溺”。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曹州迁至“北原之上”，方避水患。
明昌五年（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再次水淹曹州。
直至元朝，这种灾难也没有停止：
至顺二年（1331年），黄河水吞没定陶县城。
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又决曹州白茅堤，“平地水深二丈许”，曹州、济州、单州20余县皆罹水患，官民房舍漂没殆尽。
短短两百年间，曹州城因黄河滚动而三易其地，城池位置从定陶西南向西北步步退避。原来的曹州城址现已深埋地下。
回看历史，金人的消极治河，实为一场无奈的政治博弈。
北宋时，宋人利用黄河天堑阻挡辽军。南宋时，拥有黄河的金人为抵挡蒙古铁骑，同样也想利用黄河与南宋划河而治。这种策略导致黄河决口点从曹州，逐渐西移至汲县、阳武，河道主流从曹州南移至单县、虞城以南。至金末，黄河已在华北平原划出一片扇形轨迹——北不过大清河，南不出颍、淮，最终注入黄海。
更深远的影响是多股分流常态化。这种大河分流因水势减弱，挟沙能力降低，加速了河床淤高，埋下更频繁的决溢隐患。元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黄河在河南开封、阳武等十五处同时决口，正是金代遗患所致。
被金朝轻慢的曹州水患，自李固渡决口至明万历潘季驯“束水攻沙”，四百年间，菏泽大地在反复承受黄河冲刷涤荡，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大河方经曹州北北归渤海。矗立在菏泽城北黄河岸边的障东堤碑，向世人诉说着这段黄河改道史和曹州古城悲壮的故事。
作者：荣海生（菏泽市社科院）
来源： 山东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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