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匪徒残忍杀害32岁副师长，王震：派41辆坦克追杀凶手
“1950年3月27日凌晨五点，七角井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你们一定得加倍小心！”警卫员李福生拽着副师长罗少伟的袖口，声音压得极低。罗少伟没多说，只把军大衣往下一拽，跳上吉普车，车灯瞬间撕开了灰白的天幕。那时的新疆刚刚实现和平解放半年多，看似歌舞升平，实际上暗流汹涌：国民党残部躲在深山，土匪四处抢劫，外国情报人员还在边境徘徊。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为新疆打开大门，却没能一夜之间抹平几十年的裂痕。深知此情此景，西北军区把最能打硬仗的第六军派到哈密，罗少伟正是这支劲旅中的副师长。
关于罗少伟，档案里只有寥寥几行字：陕西汉阴人，穷苦出身，十七岁参加红军，参加过平型关、百团大战、西北剿匪。行伍十五年，他身上有股不服输的狠劲。因为懂民族语言，政工、情报、突击样样拿得起，这才被王震点名赶赴新疆。
任务很简单——查明乌斯满匪帮的活动路线。乌斯满是谁？表面是可可托海牧民的“保护者”，骨子里却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早先依附盛世才，后来倒向苏联，再转身同国民党特务做交易，美国人也曾在他手里塞过物资。几方势力角逐的节点，乌斯满都能摘到好处，堪称草原上的“政客雇佣兵”。
罗少伟此行从哈密出发，先到巴里坤，再到七角井，最后准备翻过天山腹地去阿山。3月27日清晨，他们的吉普车刚拐进乱石嶙峋的山沟，密集枪火便炸开沉寂。罗少伟拔枪还击，高声命令司机冲过去，可车轮早被打爆。不到五分钟，车厢成了筛子。弹雨停下时，副师长和同行的参谋、报务员已全部牺牲，尸体被拖出车外，眼睛竟被匪徒残忍挖掉。
报信的牧民骑马跑了一昼夜才进哈密。噩耗传来，第十六师炸锅了；王震更是暴跳如雷，在作战图上重重画了一个红圈：“坦克、装甲车全上，匪军一兵一卒也别想溜！”中央军委随后批示：新疆剿匪升格为一等战役任务。
有人疑惑：沙漠戈壁能开坦克？答案是肯定的。那批T-34、SU-76底盘宽大，压强低，比骆驼还稳。更重要的是震慑效果，游牧骑兵见惯了快枪快马，第一次听到履带轰鸣，往往心神俱裂。
行动分两路进行。罗元发率东路军直插巴里坤，胡鉴指挥装甲团由奇台向西北推进。短短三个小时，特务营主力被歼，匪首冶生林伏尸荒野。乌斯满闻讯逃向红柳峡，却撞上溃兵一窝蜂涌来，形同锅里的乱麻。
一连串追剿像拉网：装甲部队堵主干道，骑兵团绕山梁迂回，民兵游击队守泉眼、封水道。乌斯满三进三出，每次带的人都更少。3月底，他只剩百余亲随；进入4月，只剩三十来人。他试图翻祁连山去甘肃，哪知前脚刚迈出星星峡，甘肃第三军的骆驼兵团已经摆开口袋阵。
真正的决战出现在青海盐湖一带。5月初，承化骑兵团（原三区政府阿山骑兵团）截住乌斯满残部，八百余人当场缴械投降。乌斯满趁乱逃脱，却被骑兵大队五名战士一路穷追。甘肃籍战士孔庆云抄近道冲上冰面，黑马蹄踢碎薄冰溅起冰渣。两人相距不足三丈，乌斯满回身连开三枪，孔庆云脸颊鲜血直流，却死死抓住对方枪栓。搏斗中，他抢过叉子枪抵住匪首喉头，“别动！”乌斯满终于瘫坐冰面。
押解路上，乌斯满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嚷嚷：“我是地方官，你们得讲外交！”看守只是冷笑，让他自己数一数那些被抢走的牧民、被杀害的干部，还有罗副师长的遗体。4月29日，迪化万人公审，乌斯满伏法。
乌斯满倒下的同时，新疆境内有组织的武装叛乱基本瓦解；五万余被裹挟牧民陆续返乡；铁路、公路抢修队再无冷枪冷炮；邮电线路也不再昼夜断续。王震在总结会上只说了一句：“烈士安眠，老百姓过日子，这才是咱们打仗的意义。”
罗少伟葬在哈密烈士陵园，头顶是一排朴素的砖瓦。碑文写得很简单：某年某月，副师长，牺牲于七角井剿匪第一线。走进陵园的老人常会停下来轻声念一遍名字，然后对孩子们说：“别看他只活了三十二岁，新疆的安定有他一半功劳。”不得不说，历史大幕里确实有许多光环闪耀的主角，但更多时候，舞台靠的正是这些无名又倔强的身影。
时过多年，再谈起1950年的那场追击，我更在意的是一种态度：面对暴行，绝不妥协；对待百姓，必须护到底。没有这样的态度，再好的装备、再巧的战术也只是数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曾被裹挟的牧民后来在巴里坤草原自发为罗少伟立了一块石碑，碑下压着一撮草籽，寓意年年生根。石碑没有名字，只有一句话：“好人来了，坏人倒了，草原就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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