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女子将两个小瓶带回国，美国海关因疏忽放行追悔莫及
1957年冬，一名黑发女子在美国入境口，一手拎箱，一手捏着票根，步子不快。她被叫停，箱扣“啪”一声弹开。彼时海关查得紧，翻检的人面无表情。衣物底下露出两只小药瓶，和一叠现金。
“给母亲的药。”她压低声音，“她病着，等这个。”据后来的回忆，现金是6800美元，瓶子被允许带走，钱则被扣下。她抿嘴点头，转身走远，额头汗意未退，眼角却有一丝轻松。
故事并不从这里开始。转回1930年代，福建莆田的潮气从溪边飘到学堂窗下。1918年出生的林兰英，在重男轻女的家风里顶住压力，逼着自己进校门；据同学回忆，她那会儿总是抱着书，一坐就是半日。
1936年，18岁的她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物理系。校内设备朴素，黑板反光，粉尘常沾到袖口。她仍乐此不疲，写实验报告到深夜。
再往后，战事起伏，学校多次迁徙。她在讲台上站了几年，板书利落。有人说她“像尺子一样直”，更确切地是对理科的那股较真撑着她。
转年，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作机会到了。据资料，她赴美深造，先取硕士，后继续做晶体方向的研究，课下补了数学学位课程。英语口音没完全改过来，咖啡也喝不惯，她干脆多待在实验室。
那会儿美国的半导体圈子正热，锗、硅的单晶长法一日日改进。她进入企业研发部门工作，据当时介绍为Sylvania公司，高薪与设备齐备，项目节点清晰，指标也硬。
对照之下，国内仍在从零搭台。1956年，国家发出“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号召。她权衡许久，写了几封去留两难的信，末了还是决定回。
据一些口述材料，她以“母亲病重”请假，买了船票。难题来了实验里提炼的两种单晶材料——锗与硅，如何带回？她把它们分别装进药瓶，随身挟带。严格说来，这段细节在公开史料中尚有争议，但在多次转述里始终出现。
时间跳回那道关口。海关看见了钱，没看懂瓶中物。她放下现金，拎走药瓶。若这段情节的可信度需要打个折，也足见她彼时的取舍。
1957年1月29日，她抵达香港。据接站的人回忆，她一下车就长舒一口气。随后北上，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岗位是研究员。
等到新的工作台点亮，她把瓶中样品交给同事，开始搭建设备、培育种子晶。那会儿材料、仪器都短，能找的玻璃管和耐火砖都要反复清洗，电源时有波动，炉温曲线更难驯服。
据研究所年报与同行回忆，团队很快做出了国内早期的单晶锗，并推动了单晶硅的生长工艺。数量不大，却能校准一批关键参数掺杂浓度、位错密度、载流子寿命，实验笔记写满了页边。
由此，半导体器件的小试跟上来。点接触、合金型，再到平面工艺的摸索，材料环节逐步补齐，后续的军工与通讯项目才有落脚点。更有说服力的是，后来多项“第一”的新闻里，都能看到材料组的身影。
反过来高薪与设备的对照始终刺眼。她偶尔提起美国同事的来信，语气里带点怀旧，也止于怀旧。她的生活细节很简单，清粥就咸菜，桌上常摊着论文复印件。
此前故事里的“母亲的药”，末了成了一个隐喻。一瓶是锗，一瓶是硅，装着后来中国电子工业最初的一束火。
时间再跳一次，回看起点。这条线索未必每一笔都能在档案中精确坐实，像海关的现金数字、对话措辞，都更接近口述的质感；然而可以确认的是，她在1957年回国，入职中科院物理所，参与并推动了我国半导体材料从无到有的进程。
她的名号被媒体称作“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学术界更愿意说“奠基者之一”。称谓可以斟酌，贡献不必拔高。
城市在北方的风里生长，工厂的烟囱一根根竖起。有人问她值不值。她只说过一句，“路总得有人先走。”据此，我们把那两只药瓶记在心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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