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司马懿克星，马超不敢轻易与他交手，连诸葛亮也几次败于他手
“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初九，夜色深了，再不撤就全军覆没！”张郃压低嗓音，望着夏侯渊遗留下来的营火。现场静得渗人，只有甲胄偶尔碰撞的轻响——那一刻，数万魏军的命脉握在他手里。张郃的名号，总被后世用“偏将军”“壮侯”这几行枯燥的官职概括，真正的锋芒却藏在一次次绝境突围里。早在黄巾余火未灭的中平末年，河间郡出身的他就跟随韩馥南北征讨。此人先练步卒，再练骑兵，既能排雁行，也敢破方阵，手段和传统的并州骑将不太一样，谨慎里透着锐气。那股子气势，很快被袁绍注意到，拉去做了“河北五将”里的中坚。
麹义、颜良、文丑、高览名声够大，真正能兼顾谋略的却只有张郃。官渡前夕，他曾反复劝袁绍“分兵袭许”，同时截断曹操粮道。可袁绍自负兵多，不信。郭图一句“分兵则势单”彻底击碎他的计划。结果大家都知道：袁氏主力陷于僵局，张郃和高览不得不弃营归魏。
投曹后，曹操的态度相当罕见——在那个讲出身、讲门第的时代，他把一个降将比作“韩信归汉”，甚至允诺独立指挥权。背后原因并不神秘：西北战场缺人。马超、韩遂联军压在潼关，曹操要的是熟悉地形、肯搏命、还懂补给线运作的将领，而张郃正对了胃口。
潼关血战，张郃第一次显示“克星”本色。马超轻骑冲阵极猛，许褚、徐晃都被迫收缩正面。张郃却不跟正面硬拼，他带两千弓弩沿渭河北岸疾走，一夜连换三处射击点，专挑马超后翼补给。第二日，马超回首望营，粮车火起，骑兵慌乱。史书只用“超惧”两字，体验不够生动，实际是马超第一次见识到有人能在西凉地界把他打成被动。
随后几年，张郃几乎绑定在西线：先是平定张鲁，再与徐晃守汉中。刘备攻汉中那年（建安二十三年），他遭遇生涯最险时刻。备军夜袭张郃营头，本想先拔牙再啃骨，却被对方以亲兵四百死死堵在木栅之外。刘备见势不妙，转而强攻夏侯渊。渊阵亡后，曹军内部阵脚大乱。郭淮一句“张将军在，蜀人不敢轻进”把将旗直接递到他手里，张郃横刀立马，按图把残部分成三股，边退边结木牛流马式方阵。蜀军追了七里没捞到便宜。
这一次脱险，让蜀汉上下对张郃从“难缠”升级为“必避”。刘备甚至脱口而出：“杀郃乃快。”口气并非虚张声势，而是无奈。
刘备死后，诸葛亮临大任。蜀相深知自己要想北伐，首先得绕开张郃。奈何西北要冲就那几条道。建兴六年，蜀军分三路突进陇右，马谡坐镇街亭。张郃受命驰援，只带步骑五万，却利用山原狭道迂回，自山脊俯冲，马谡全军溃散。街亭失守，蜀军优势瞬间扫空。很多人埋怨诸葛亮“用兵谨慎却任人反常”，其实街亭败因之一也在于张郃对地形的精准切割。
以为诸葛亮会就此绕道？并没有。次年，蜀军再来，张郃还在。魏明帝曹叡亲自把他送出洛阳，护兵三万，相当罕见。有人问：“等将军到，亮会不会已下陈仓？”张郃屈指一算：“十日内粮草断，亮不敢久攻。”史料记作“屈指计曰”，后世“屈指可数”成语便出于此。果然，张郃赶到时，蜀军又撤了。两击两退，诸葛亮前线威望遭重挫，北伐时机被迫延后。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讽刺。张郃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对面的蜀军，而是本营内部。司马懿与他关系表面和平，暗流却早已汹涌。魏明帝在位时，司马家声望未至顶，却已逐渐掌控中枢。张郃是曹氏倚重的武将，也是一把足以牵制司马家的利刃。双方一次次同场配合，表面是共御外敌，实为暗斗指挥权。
景初四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朝议认为，若能一鼓歼灭蜀军主力，西线可二十年无忧。主帅司马懿采纳防御方针，张郃提出“围必留隙”之策，意在逼退蜀军而不穷追。司马懿嘴上附和，心里想的却是“去张郃则西北无人牵制”。待蜀军开始假撤，他反令张郃亲率前锋追击。张郃一听就明白不对，仍抱拳道：“军法，不追归师。”司马懿淡淡一句：“大军压境，非将军莫可当。”这是军令。张郃无路可退，只得领兵入木门谷。箭如雨下，他中流矢而死，时年六十七。
张郃之死，看似战场意外，实则政治必然。失去这位劲敌之后，司马懿在北线指挥权彻底无人掣肘；数年后，高平陵事变爆发，曹氏宗族势力凋零。某种程度上，张郃挡在司马家权力上升通道的那块巨石，被巧妙地搬开了。
《三国志·张郃传》有句评价：“识变数，善处营阵，诸葛亮皆惮之。”识变数三字，说的是快、准、稳的综合素质，不是简单的勇悍。马超畏惧他的突袭，诸葛亮忌惮他的地形运用，司马懿则担心他的存在感。
透过张郃的经历，可以看到军人位置与政治博弈的紧密交织。武人若长期立于高光之下，终究要学会在功勋与权力之间自洽，否则哪怕赢得十次街亭，也躲不过一次木门。不得不说，这是三国时代最冰冷的规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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