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洞察与历史教训
朱元璋得了天下后，曾召集大臣探讨元朝灭亡的原因。大臣们大多觉得元朝统治太宽松，可朱元璋却指出，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这一观点，可谓是一针见血，也揭示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越南发生政变，国王黎维祁向清朝求救。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平叛，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黎维祁十分感激，甚至提出让孙士毅当国王，自己退居二线。乾隆得知后很高兴，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还调他回京担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孙士毅回京后，有一次在皇帝办公室外等候乾隆接见，手里正把玩着一个东西。这时，军机大臣和珅笑眯眯地走了过来，问他带了什么奇珍异宝回来。孙士毅忙说没有，和珅却不依不饶，一眼就盯上了孙士毅手中的鼻烟壶。那鼻烟壶是一颗特大珍珠雕成的，在阳光下玲珑剔透、美轮美奂，足有鹌鹑蛋那么大。和珅爱不释手，竟然想让孙士毅把它送给自己。孙士毅赶紧解释这是献给皇上的，已经报告过了，下次再给他弄一个。和珅这才拍拍他的肩膀说开玩笑的。
可过了几天，和珅又来找孙士毅，神秘兮兮地说自己也弄了个鼻烟壶，让孙士毅帮忙看看。孙士毅一看，大吃一惊，这正是自己送给皇上的那个！他悄悄查阅了皇上的赏赐登记簿，发现近期并没有任何赏赐记录。
原来，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的禁区，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他没事就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看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根本不打招呼。后来嘉庆皇帝抄他家时才发现，国内外进贡给乾隆皇帝的宝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孙士毅不禁暗自叹息，宫中那么多管理制度，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废纸一般。
不仅是资产管理规矩形同虚设，军事制度也是如此。乾隆帝的养子福康安，领兵镇压苗民起义时，到了前线受不了苦，竟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自己整天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赏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义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到同治时期才勉强结束，前后拖了120多年，这也把大清拖得疲惫不堪。
康熙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也不如从前，对干部过于宽容，采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政策，这就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不过，康熙前期的 “宽仁” 并非全无益处 ， 他推行 “轻徭薄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轻百姓负担，为清初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只是晚年精力衰退后，对官员的约束才逐渐松弛，吏治隐患才随之凸显。
到了乾隆皇帝时期，他宠信和珅，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也逐渐走到了末路。事实上，乾隆前期也曾秉持 “严苛” 思路整肃吏治，比如严惩云南总督李侍尧贪腐案，一时官场风气较为清明；但到了统治后期，他对和珅的宠信逐渐打破制度约束，纲纪废弛的问题才重新凸显。嘉庆时期，各种规矩更是名存实亡，大清国运一路下滑。
嘉庆帝最无奈的是，朝廷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
调查后发现，消息竟然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军机处可是皇帝的最高办事机构，处理的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本应十分严格，可不知从何时起，军机处就像个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不断外流，一点严肃性都没有。
嘉庆帝曾描述说，很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就像闹市区一样。他们名义上是来汇报工作或找领导签字，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几个农民差点儿就把皇宫给端了，这其实也不是偶然现象。
再看看嘉庆皇帝的爷爷雍正皇帝，他的做法就完全不同。康熙去世后，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很有观察力，回国后他报告国王说，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他原因，他说康熙晚年时，自己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夏天的时候更糟糕，有的甚至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戏耍。但这次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让人顿生畏惧之心。
雍正确实是一位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他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地打击懒惰和贪污现象，铁血凛然地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就焕然一新，行政效率也大幅提高。政治清明了，经济自然也就发展起来了，国库也逐渐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的赤字。
可见，“宽” 与 “严” 本身并无绝对优劣，关键在于 “对谁宽、对谁严”：对百姓需宽仁，保障民生；对官员需严苛，严明法纪 ，若颠倒过来，对官员纵容、对百姓苛待，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沦为虚设。
就拿军机处来说，雍正一开始就对军机处官员要求十分严格。他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而且要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能拖拉。他还改变了惯例，减少了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甚至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就像今天的“快递”一样，保证了政令的畅通。
同时，他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度，绝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比如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他就知道了结果，并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还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给军机处工作人员划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他知道的秘密最多。但他为人严肃，一个铜板都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根本没有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在雍正时期，像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根本就没有生长的土壤。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时期很少，康乾盛世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它绵延了百年之久，超过了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的桥梁，正是雍正时期。
可以说，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就会持续发酵，乾隆帝也不可能那么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也只能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都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应该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宽仁”的美誉，而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其实，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
如果朝廷总是当好好先生，把规矩都当成摆设，那官员们肯定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可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百姓生活痛苦，政治统治又怎么能长久呢？就像船和水的关系，载舟的水一旦沸腾起来，清朝肯定也会像元朝一样，哪里还能享有近300年的江山呢？
朱元璋之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元朝因“宽”而亡，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官员纪律对于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
雍正皇帝通过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康熙朝后期的财政赤字。
正是雍正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连接了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使得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成为“康雍乾盛世”。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黄金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绵延百年不断，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
如果没有雍正的整顿，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样成功。
历史经验表明，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这或许是朱元璋那场元朝灭亡研讨会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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