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牺牲，母亲悲痛欲绝，17年后收到一军区司令来信：请娘来北京
1949年，北京站人声鼎沸，一位穿军装的青年目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搜寻着什么。他怀中紧紧抱着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遒劲有力：“请娘来北京，徐深吉”。
这封信将一位痛失儿子整整十七年的母亲，从湖北的山村带到了共和国的心脏，也揭开了一段跨越生死的革命传奇。
可谁能想到，在这光鲜的背后，是一位母亲几乎被悲痛吞噬的漫长等待，是一位红军儿子“死而复生”的隐忍隐姓，以及那一只至今都未炖熟的鸡……
少年参军1926年大别山，徐家河村的山道上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牛铃声。
16岁的徐深吉，身穿打着补丁的粗布衣裳，一手拿着鞭子，一手牵着牛绳。
他不知道，今天这趟放牛路，将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
那时的黄安，刚刚被动荡的时局撕开一道口子。
官府衙门里横行的是地主豪绅，农民头顶的是日渐浓重的压迫阴云。
可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一股新的力量在悄然滋长，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像山雨欲来前的雷声，隐隐作响。
徐深吉第一次听到“农民协会”这四个字，是在村口的老茶馆。
一位从镇上回来的青年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说起如今“穷人也能站起来说话”的事，眼里闪着光。
他那天回家晚了些，父亲正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烟锅冒着青烟。
他原本以为父亲会责骂自己偷懒，可出乎意料，父亲只是沉默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问：“你也想去看看？”
原来，早在他还在山头放牛时，父亲就已经在暗中接触农协，成了村里的土地委员。
家中母亲石顺香起初并不理解丈夫的“转变”，她只觉得饭桌上的干饭更稀了，徐家的庄稼地也越来越荒。
可她没说什么，只是将丈夫晒裂的手握得更紧，把给儿子缝的衣服针脚缝得更细。
她不是不怕，只是更怕自己的男人与儿子永远抬不起头来。
没过多久，父子俩便一同加入了黄安县的农民义勇队。
那是一个连枪都不够分的队伍，成员多是种田的庄稼人，家里有粮没粮都得靠两条腿、一个热血的心撑着。
但正是这些人，用几把锄头和竹枪，在黄麻起义中点燃了鄂豫皖革命的第一把火。
徐深吉自小聪明寡言，又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
白天练兵，晚上识字，他一边跟着义勇队四处宣传土地革命，一边在稻草铺上用煤油灯苦读宣言、政纲。
黄麻起义最终在敌人的围剿下宣告失败，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
很多人灰心退队，有的甚至受不了压力转头投了国军。
可徐深吉没有，他只是比往常更沉默了几天，然后悄悄收拾了一个包袱，背上干粮和父亲留下的一把老猎枪，踏上了前往鄂豫皖边区的路。
石顺香站在院门口，望着儿子的背影越来越远，终于红了眼眶。
可她没有喊，也没有追，因为那是儿子早就选定的路。
徐深吉一路辗转，在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加入了红军。
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个义勇队小兵，成长为真正的红军战士。
这便是他的起点，一个从山村走出的少年，一步步走进烽火连天的革命洪流。
硝烟战火战争，是最残酷的成人礼。
在鄂豫皖根据地，徐深吉被分配到红一军警卫营交通队担任传令兵。
传令兵的任务，说来不重，只是“送命”二字写得太轻太浅。
敌我交战时，密林深山、弹雨横飞之间，一个命令的送达，往往决定一个连是否被包围、一个阵地是否能保全。
而这个任务，从一开始，徐深吉就完成得极其出色。
别他把自己绑在马背上，从敌军的封锁线里钻出去，又悄无声息地绕回来。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不再只是传令兵。
他带兵、布防、冲锋，渐渐从小队长升到连长，又升到营长。
特别是在1932年初，红四方面军为了打破敌军对苏区的“铁桶围剿”，决定主动出击，发动苏家埠战役。
徐深吉所在的第73师第217团第三营被指定为前锋部队，负责穿插敌后、扰乱援军。
那是一个沉重得几乎压塌整个根据地的命令。
当时敌强我弱，人数悬殊六倍，敌军配有重机枪和战炮，而红军多数士兵仍是赤脚穿草鞋、一身麻布衣。
但徐深吉没有退缩，这一仗，他硬是带着第三营，在芦河支流的小峡谷死死钉住了敌军增援部队四十八个小时。
战斗打到最后，弹尽粮绝，他干脆让战士们卸下枪管、上刺刀，破布裹住脚，藏在雪里伏击。
敌人刚刚放松，就从身后被红军像猛虎般扑了上来。
苏家埠战役大捷，敌军溃不成军，我军趁胜占领淠河东岸，鄂豫皖根据地版图扩大近三分之一。
作为先锋营长，徐深吉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红四方面军的嘉奖通报中。
可喜讯未落地，他又接到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父亲徐金楼和一双弟妹在一次秘密传送粮草途中，因叛徒告密，被敌军抓获处死。
他回到七里坪老家时，天色阴沉，村头的鸡也不叫，连狗都懒得出声。
他一脚踏进院门，只见母亲石顺香坐在墙根晒谷，整个人仿佛缩小了一圈，他喉咙发紧，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石顺香抬头，愣了愣，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是……深吉啊……你咋回来了？”
她眼角一动，泪水便已决堤。但她没哭出声，只是紧紧抓住儿子的手，一下一下地摸着，像是在确认梦里的人是否真的回来了。
屋子里依旧摆着那张长凳，只是坐的人少了三位。
徐深吉看着那空位，眼神发直，母亲却像平常一样，把灶台清理干净，从角落里拎出只老母鸡。
“这鸡留了三年，就是等你回来给你炖。”
徐深吉想说点什么，喉头却哽住了。
锅还没烧热，外面响起了集合的哨声，部队过境，要再度北上。
徐深吉穿好军装，母亲为他整了整衣角，手在他肩膀上一抖，却又强作镇定地笑了。
“去吧，儿子。你爹和弟妹……都死得光荣，你要好好活着，把这仗打赢，别叫咱们徐家丢人。”
他再一次踏上征途，只是这一次，他知道，他便是这个家的全部希望。
“牺牲”背后1932年深秋，古峰岭的山风裹着硝烟与血腥，穿林过壑，撕裂了整个鄂豫皖边区的宁静。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国民党倾三省之力围堵红四方面军，密集的火力如暴雨倾盆，从山头劈向山脚。
战斗刚打响，徐深吉就知道，这是一次不容退却的死战。
他带着团里两个营，坚守在古峰岭最前沿。密林、山谷、岩壁、暗哨，一夜之间变成地狱的边缘。
炮弹落下的那一瞬，他只听见一声轰鸣，天地仿佛断裂成两截。
再醒来时，天灰蒙蒙的，他躺在灌木丛中，半边身体麻木，他看见同袍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有的还保持着冲锋时的姿势。
一名搜救战士匆匆扫过伤亡区域，他停顿了一下，在那团血肉模糊中辨认出军装上的编号，手一抖，低声道：“是徐副团……”
就这样，他被错误地列入牺牲名单。
而母亲石顺香也得知了这个消息，那哭声撕心裂肺，像是整座大别山都在为她陪哭。
从那天起，石顺香失去了光彩，她不再说话，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土坡上，一坐就是整天。
大人们也只能悄悄给她送饭，把衣服挂在门上。
而在另一头，徐深吉于第二次战场清理中被发现，当时他呼吸细浅，但仍有一丝求生的希望。
他终于，还是挺过来了。
天各一方，母子皆活，却仿佛相隔生死。
十七年后终团圆1949年，北京天安门的红旗猎猎高扬，新中国的曙光洒满华夏大地。
在这个国家改天换地的时刻，一位军区的高级将领，正伏案写下一封亲笔信。
笔锋颤动，字字深重，他写道：
“娘，孩儿徐深吉还活着，十七年未归，罪该万死，望娘勿恼，请您来北京，与孩儿团聚。”
信写罢，他将信小心地封好，交给贴身警卫：
“你亲自去一趟黄安徐家河村，见到石顺香老人，一定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她。”
与此同时，黄安的徐家河村依旧平静如常，山还是那座山，屋还是那间屋。
只是门前的槐树老了，墙角的青苔厚了，而那位每日守在村口望山的老妇，已步履蹒跚、白发斑斑。
那天，村口突然传来人声喧哗，几个村民满脸惊诧地喊着：
“老徐家，老徐家出将军啦！”“儿子来接娘去北京享福啦！”
石顺香正一手握着拐杖，一手在院子里掸土炕的被褥，听得门外吵闹，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一位穿军装的小战士走进门来，声音激动地问：“您是石顺香大娘吗？”
她缓缓抬头，望着眼前这陌生而庄重的青年，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串含糊的声音，像是在说：“我是……但你是谁？”
小战士不答，从衣襟中取出那封折叠整齐的信，小心翼翼地递上去。
信纸展开，一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石顺香仿佛被雷劈中，浑身一颤，嘴里喃喃：“是他，是深吉……”
那一刻，围观的村民谁也不说话，唯有风拂过院子，吹得那封信轻轻抖动，仿佛多年来从未停息的心跳。
她踉跄地站起来，拉住小战士的手：
“他……他真的还活着吗？我给他上了十七年坟啊！”
小战士郑重地点头：“徐将军说，您这些年受苦了，他要亲自接您去北京。”
她眼泪流了一脸，抖着声音说：“我……我得换件衣服……还得跟村里的祖坟说一声……”
几天后，北京站的月台上，徐深吉笔挺站立在候车区，眼里写满忐忑与期待。
他已经在此等候整整一夜，只为亲眼看到那个日日活在梦中的人，他的母亲。
随着火车轰鸣进站，乘客鱼贯而下。
一位佝偻的身影被战士搀扶着缓缓走来，那一瞬，他仿佛心跳停滞。
“娘！”他终于喊出那个在胸口堵了十七年的字。
自那日起，石顺香再也不是独守山村的孤影，她被接到北京，住进了干净明亮的院子，有专人照顾，饮食起居无忧。
而徐深吉，无论战事多忙、会议多急，都必定回家陪母亲吃饭。
在国家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徐深吉任空军副司令员，推动航空燃油国产化，四处走访、奔波协调，挽袖亲自参与技术攻关。
“别人不给我们技术，我们就自己造！”
他成功组织试制我国首批军用航空燃油，打破西方封锁，为空军独立自主铺平道路。
晚年时，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不为自我荣耀，只为记录那段烈火真金般的岁月。
从儿子牺牲的白信封，到母亲再见的信纸边，他与石顺香母子，走过了十七年生死两茫，又用余生，书写了一段关于信念、坚守、母爱与奉献的壮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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