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法与家之间：从《法庭上的妇女》看妾的近代命运
最近翻完《法庭上的妇女》这本书，又看了新京报书评周刊搞的对谈，真没觉得这是本干巴巴的历史书。书里陈美凤老师翻了581件司法档案，把近代妾的日子扒得明明白白，从清代能被买卖的财产，到民国敢去法庭告家主的原告，这变化里全是法律和家庭伦理扯不清的事儿。说实话，以前总觉得“一夫一妻”是理所当然的，看了才知道，这规矩从想法变成真事儿，磨了快一百年，中间还全是妥协。一夫一妻制落地：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是“几代人的坎儿”就说清代吧，那会儿纳妾不光合法，明律还专门规定“男的四十没儿子就能纳妾”，妾在家里连正经身份都没有，说白了就是家里的“财产”。到了民国，想学西方搞一夫一妻，可又不敢来硬的。法律条文里写着“一夫一妻为原则”，可没说不准纳妾，还搞了个模糊说法，“纳妾不算婚姻”。这就有意思了，本来想靠这句话圆过去，结果法庭上全乱了套。家主想甩了妾，妾想要赡养费，法官拿着条文也犯难，判轻了妾活不下去，判重了又得罪士绅阶层。
本来以为国民政府时期能把这事儿理顺，结果还是没彻底解决，那会儿社会上喊着禁纳妾的声音越来越大，法律干脆把纳妾算成“通奸”，但有个漏洞，只有正妻能去告。老实讲，这规定跟没说差不多，正妻要是不想闹大，妾就算受了委屈也没处说。后来到1938年，司法委员会又改规矩了，说之前太惯着妾，动不动就拿离开要大钱，得收紧赡养费的要求，让妾拿证据证明自己受了委屈才能要钱。如此看来，那会儿的法律就像个“墙头草”，一会儿偏向家主，一会儿顾及妾，说到底还是没搞懂“平等”到底该怎么落地。
新中国成立后这事儿才慢慢有了眉目，1950年婚姻法直接说不准纳妾，但没一刀切，对之前已经有的纳妾关系，没强行拆散，就随它自然消失，还帮妾找工作，让她们不用再靠家主活。杨剑利老师说这是“实用主义”，核心是保社会安定。我觉得这招挺聪明的，要是一下子全断了，好多妾没地方去，反而会出乱子。一直到80年代，一夫一妻制才算真的扎下根，这哪儿是“一蹴而就”，明明是几代人慢慢磨出来的结果。
妾在法庭上：别小看“弱者”，她们比谁都懂规则看这本书最意外的，是发现妾居然是近代最活跃的女性诉讼群体，按说她们没身份没地位，怎么敢去跟家主对着干？后来才明白，她们是把法律摸得透透的，知道怎么用规则保护自己。
清末的时候，妾想告家主基本没门儿，身份在那儿摆着，可到了民国，法律对妾的定义变了，从“半婚附属”慢慢往“权利主体”靠。尤其是根据地时期，法律直接把纳妾算成“重婚”，谁都能去举报，妾也能主动去告。那会儿有个案例特别典型，北平有个妾拿着家主写的“扶养字据”去法庭，不光要解除关系，还要求分财产，最后还真胜诉了。搞不清的是，明明是弱势一方，她们怎么就比正妻更敢维权？杨剑利老师说这是“弱者的武器”，我觉得挺对，正妻还想着维护家庭脸面，妾没这包袱，反而能放开手争取自己的利益。
不过话说回来，妾能胜诉也不是容易事儿，法官判案的时候，总在法律和老规矩之间晃悠。有次看档案，上海一个妾告家主遗弃，法官承认家主没尽义务，可没给她分家产，理由是“妾不是法定配偶，没继承权”。并非明智之举，但也能理解，法官既想按条文来，又不敢完全抛开“夫为妻纲”的老观念。毫无疑问，这些案例看着是过去的事儿，其实跟现在也有关联，现在人维权不也得懂法吗？要是自己都不清楚规则，就算占理也可能吃亏。
书里赵珊老师说，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只是“性别平等的切片，不是终点”，这话太对了，现在虽然没纳妾了，但家里的问题还在，比如女的干家务比男的多，有些女性还得靠丈夫的钱生活。这些问题跟近代妾的“经济依附”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性别平等没完全落地。
看完这本书，我倒不觉得是在看历史，更像在找解决现在问题的线索，近代妾靠懂法争取权益，现在我们也能靠制度完善追求平等。比如民法典里说的“离婚经济补偿”，就是在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如此看来，平等这事儿，从来不是“喊口号”，是靠一代又一代人，从法庭上的每一次诉讼，到生活里的每一次争取，慢慢攒出来的。《法庭上的妇女》讲的是妾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追求平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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