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屁孩犯罪，会被拉去打板子吗？，答案比你想的更有人情味！
提到“犯罪判刑”，咱们脑子里总蹦出古装剧里的画面：大人被按在地上打板子、关大牢，甚至拖去问斩，可要是换成半大的孩子犯了错，老祖宗们会下狠手吗？毕竟现在连小学生打架都要叫家长，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到底藏着多少你不知道的规矩？今天咱们就扒一扒历史里的“儿童保护法”，看看古人是怎么对待犯错的小毛孩的。其实早在西周，老祖宗就有“怜幼”的心思了，当时有个“三赦之法”，专门赦免三种人，其中一种就是“幼弱”——简单说就是年纪太小的孩子，犯了错也不较真。不过那时候没说清楚到底多大算“幼弱”，直到春秋战国，《礼记》才明确：“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意思是7岁以下的孩子，就算犯了错，也不用受刑罚。这规矩可比现代某些法规早了两千多年，相当于给7岁以下的小孩发了“免罚金牌”。
到了战国时期，李悝编《法经》，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更细致了，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翻译过来就是，15岁以下的孩子犯罪，要是罪行重，就减三等处罚；罪行轻，就减一等。比如本该打三十大板的，15岁以下可能就只打二十板，算是给未成年人留了余地。
而把“未成年人判刑”这事细化到极致的，还得是唐朝的《唐律疏议》。这部律法直接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成了三档：15岁以下，犯了流放以下的罪，可以交钱抵刑；10岁以下更宽松，除了谋反、谋大逆、杀人这些要掉脑袋的重罪，得请示皇帝减轻处罚，其他像小偷小摸、打架伤人，要么交钱抵罪，要么干脆不追究；至于7岁以下，那是彻底不用担刑事责任，就算小孩调皮拿了邻居家的鸡，也没人会把他抓去见官。更贴心的是，《唐律疏议》还说了“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比如某人10岁时偷了东西，15岁才被发现，照样按10岁时的规矩处理，完全不搞“秋后算账”，这波操作放在古代真算很人性化了。
当然，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也不是一味纵容，处罚方式也分轻重。最常见的是“收赎”，简单说就是“花钱消灾”。比如《唐律疏议》规定，15岁以下犯了流放以下的罪，家里只要交够赎金，孩子就能免了牢狱之灾；就算是10岁以下犯了盗窃、伤人的罪，也能用钱抵刑。要是家里穷，交不起赎金怎么办？有些朝代对未成年犯人的羁押也很宽松，汉景帝就曾下过诏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当鞠系者，颂系之”，“颂系”就是不用戴手铐脚镣，也不用关在阴冷的大牢里，相当于“取保候审”，既顾全了法律，又保护了孩子的身心，比直接把小孩关起来人性化多了。
不过要是未成年人犯了“十恶不赦”的重罪，比如谋反、杀人，那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宋代《宋刑统》就明确规定，10岁以上的孩子犯了这些重罪，照样要承担刑事责任。南宋就有个案例，一个12岁的少年杀了继母，最后被判处绞刑——可见在古代，“年纪小”也不是万能的挡箭牌，碰上这种突破底线的事，法律该严还是严。
更有意思的是，古代有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最后还得皇帝亲自拍板，毕竟皇帝是“天子”，既能体现“皇恩浩荡”，也能稳住法律的威严。比如雍正十年，有个14岁的叫丁乞三仔的少年，被同村的丁狗仔欺负，反抗的时候不小心把丁狗仔弄死了。按当时的律例，10岁以下杀人才会免死，丁乞三仔14岁本该死罪，可雍正看了卷宗，觉得这孩子是被霸凌才反抗，情有可原，就下旨免了他的死罪，只让他受了点轻罚，还给死者家属发了埋葬费，算是两边都顾及到了。
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又出了个类似的案子：9岁的刘麽子跟小伙伴李子相要胡豆，对方不给，刘麽子一时生气把李子相打了一顿，结果李子相摔倒后死了。四川总督觉得这案子跟“丁乞三仔案”差不多，就上奏希望能减刑，没想到乾隆看了大怒，说“年纪小杀人就免死，这不合情理”，还说刘麽子“本性凶残”，不能轻饶，最后判了刘麽子“绞监候”——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死缓”。同样是未成年人杀人，两个皇帝的处理方式天差地别，也能看出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判决，有时候还得看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充满了变数。
这么看来，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既不是“一刀切”的严惩，也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在“礼法”和“刑律”之间找平衡：既照顾到孩子年纪小、心智不成熟的特点，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在重罪面前守住法律的底线，不搞特殊化。这些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虽然跟现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法比，但里面藏着的“人情味儿”和“教化心”，直到现在还能给我们启发——毕竟对待犯错的孩子，惩罚从来不是目的，让他们明白对错、好好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