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谁能抽象得过元朝？
朱老板张罗起大明天下以后，非常有反思精神，经常跟大臣们探讨前朝垮掉的原因并引以为戒。但不知道是咋回事，最后竟然得出了个“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明太祖宝训·卷一·论治道》）的古怪结论。那该怎么纠偏呢？当然就是“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于是咔咔一顿杀，光是洪武四大案就摘掉了至少十万颗狗头，搞得大明朝的官儿都不够用了。最后不得不闹出了一幕前无古人的奇葩场面——前任罪官别忙着砍头，先戴着镣铐升堂审案，跟堂下同样是镣铐加身的罪犯大眼瞪小眼，直到接班的找到了才能下岗。老朱的脑回路明显跟正常人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在蒙古人打天下过程中造下了无数杀孽，综合各种资料累积的死难数字在1~2亿之间，仅灭西夏、金和南宋这三国期间杀戮的无辜良善就有近五千万。起码跟蒙古人比起来，屠城成性的满洲人都显得眉清目秀了不少。
而且别的朝代开国时甭管怎么不干人事，坐稳天下后都得赶紧打起仁政、爱民的招牌。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起码得给人条活路，犯不上弄得遍地义旗、漫天烽烟。唯独元朝不同，原来多坑，现在只有更坑，横征暴敛永不满足，害民残民永无止境。这就导致了历数上下五千年，从开国到亡国都是各种叛乱从不间断，史书上记载数量高居历朝第一的，还是只有元朝。
这叫“宽”？
当然我们说的“宽”，跟朱老板说的其实不是一个意思。以下举个例子，就能很清楚的搞清楚其中的不同。
元初的时候有个叫梁栋的诗人，愤恨于南宋亡国，一心想“反元复宋”。有一次不知是喝大了还是气炸了，便在茅山上公然题了首反诗，把元廷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一幕恰巧被个道士看到了，便自以为天降横财，赶紧去官府打小报告，没想到竟被直接轰了出去。道士不服，认为梁栋“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绝对是大案要案。地方官员敢不受理，就是渎职甚至是包庇，所以他要越级上报，非把这笔赏金赚到手不可。
见他吵闹不休，可能当天心情不错的蒙古官儿居然耐下性子给他解释起了不抓梁栋的理由：
“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chao所不能容者。”（《至正直纪·卷二》）
话说自从汉宣帝刘询腰斩杨恽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章太炎、邹容案，历朝历代对于思想和言论控制都如临大敌。别的不说，就说元朝前边的宋朝，文字yu案数量之多远超以此闻名的清朝不说，还公然鼓励民间告密并予以丰厚赏赐。所以那个道士才会如此头铁的上告，并对蒙古官儿置之不理的态度感到匪夷所思。而元朝后边的明朝，十六任皇帝中有九个都搞过文字yu（没搞过的有朱允炆、朱瞻基、朱佑樘、朱载坖和朱由检，朱高炽和朱常洛应该是没来得及搞），至于清朝就更不用提，就属这厮砍头砍得最凶。
但谁听说过元朝有过文字yu？
大概在蒙古人看来，写几个破字、题几首破诗屁用不顶，否则遍地酸丁的前宋岂不早就成地球霸主了？所以想夺天下，还得靠快马利箭，光打嘴炮毫无威胁，自然懒得去管。所以“谤讪”这种事，“天chao”觉得无所谓，随便题、随便喊，爱谁谁。
其实这才是朱老板所说的“宽”的真正涵义。
而元朝的抽象，又何至于此？
01蒙古是个非常古老的民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就已经出现的东胡。大概在东晋的时候，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的鲜卑人出现了分化——一支自号契丹，而居于今天的呼伦贝尔地区的另一支改叫室韦。两者以兴安岭为界，形成“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北史·卷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的局面。后来室韦人的邻居兼亲戚逐渐强大起来，一度能跟强大的盛唐比比划划，更利用中原陷入分裂混战的机会立国，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时间里成为毫无疑问的东亚霸主。以至于在至今的斯拉夫和突厥语系国家里，大多还把中国称作契丹。
与之相比，蒙古人的祖先混得简直啥也不是。
契丹人在励精图治时，室韦人在忙着内讧。于是很快分裂成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部落，搞得中原史家头大如斗。为了能分辨清楚，不得不又发明出了个“达怛”（或鞑靼）的总称代指这个从来只热衷于自个儿打自个儿，对外却见谁跟谁叫爸爸的部族。
到了南北宋交际，因为契丹的骤然崩塌，取而代之的女真又一门心思的只想去中原的花花世界享福，导致漠北草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空白，蒙古人千载难逢的崛起良机才终于出现了。
当然以蒙古人一贯的揍性，团结一致夺取天下后再研究怎么分蛋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打内部争霸赛，先分出个大小王来，别的统统都得靠后站。
当时有资格参与这场争霸赛的，就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一大堆部落，此外比较旁支的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剌等部也不甘人后，更有信奉景教但已经逐步蒙古化了的突厥部落如克烈部、乃蛮部以及汪古部等也跟着瞎馋和，把整个塞外打成了一锅粥。
正常情况下，这帮蒙古人再内讧个数百上千年，估计还是那副熊样。但正所谓运气来了啥也挡不住，老天突然就给蒙古空降了个伟人铁木真。而这位成吉思汗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居然就统一了几千年来都是一团散沙的蒙古各部，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建立起了大蒙古国。
但铁木真再伟大，也不是神。他可以强行把习惯散装的蒙古拧成一个铁拳，却无法改变刻在蒙古人骨子里的内讧基因。具体表现在铁木真活着的时候，确实无人敢撄其锋芒。可一旦他不在了，蒙古人就立马现了原形，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只不过以前是各部落大乱斗，现在改成了孛儿只斤这个黄金家族的内战——铁木真一死，他的四个儿子间的权力斗争就日趋激化，先是窝阔台在察合台的支持下继任大汗，但很快就被由术赤系力挺的拖雷系取代。
但这，仅仅是蒙古人新一轮内讧的热身赛罢了。
蒙哥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开始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最终以前者的作弊（自己搞了个忽里勒台大会推举自己为汗）兼开挂（领着一帮汉兵打蒙古）取得了胜利而告终，并建立了元朝。当然忽必烈为这一系列骚操作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那就是大蒙古帝国的分崩离析，四大汗国与本部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忽必烈原本早早就定下了由嫡长子真金接自己的班，谁知后者早逝，只好从他的儿子中挑了个铁穆耳代替。
这里插一句，史书所载的真金之子一共有仨，分别是甘麻喇、答剌麻八剌和铁穆耳。也正是这三个熊孩子及各自的后代，把元朝本就不长的历史搅合的愈发七零八落兼支离破碎。
先闹妖的是铁穆耳，当然他属实是被动触发技能——虽然儿子生了好几个，但没一个能养活，导致铁穆耳噶掉后，谁来接班皇位都成了个难题。此时皇后卜鲁罕与权臣阿难达结盟，打算拥立后者为帝。但问题是阿难达（其父为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继承权，但毕竟隔得比较远，无法服众，尤其是真金的嫡系子孙第一个跳出来说我不服。
虽然铁穆耳绝后了，但还有甘麻剌和答剌麻八剌啊！世镇漠北的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在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协助下率先起兵南下，在武力威慑下促成宫变，最终荣登大宝，是为元武宗。
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夺位过程中出力最大，海山为了投桃报李，只好把这个亲弟弟册封为“皇太子”——没错，就是皇太子，而非皇太弟，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并约定兄终弟及，再以后叔侄相替，循环不绝。
海山倒是说话算话，死后传位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为元仁宗。可后者却不想把那张天下最尊贵的椅子白白交给侄子坐，所以在临终前非得传位给亲生儿子硕德八剌，是为元英宗。
这下蒙古贵族们又不高兴了。但最不高兴的并非海山的子嗣，而是真金的另一个儿子甘麻剌的后人——凭什么皇位就你们几个轮流坐，偏偏把我们这一支甩在外边？
所以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积极参与谋划南坡之变杀死了硕德八剌，之后被迎立为帝，是为元泰定帝。而在他死后，帝位也顺理成章的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阿速吉八。
至此，真金的三个儿子人人有份，都过了把当皇帝的瘾。
但问题是阿速吉八即位时只有八岁，在蒙古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下根本无法生存，所以没几天就在宫变中被杀死。而干掉他的凶手以及顶替其位置的也是个老熟人，那就是海山的次子图帖睦尔，即元文宗。
可是图帖睦尔也并非高枕无忧。因为当初被爱育黎拔力八达强行废掉太子之位的，是海山的长子和世㻋，此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也是和世㻋而非图帖睦尔。因此在蒙古王公贵族的强大压力下，图帖睦尔不得不让位于和世㻋，后者于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即位于和林（今外蒙哈尔和林），是为元明宗。
但大元不是大蒙古，国都杵在大都呢，你和世㻋总蹲在和林这个旧都也不是个事，最后还得去大都。但大都可是图帖睦尔的地盘，和世㻋能玩得转？
这事可就没人知道了，因为和世㻋根本就没机会进大都，刚走到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就突然暴死了。而图帖睦尔也直接明牌——就是我干的，谁敢咋滴？
但他后来还是后悔了。而试图更正错误的表现就是在死前没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选择了大哥的长子妥懽帖睦尔。但当时的权臣燕帖木儿害怕新君即位后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就篡改遗诏，把和世㻋的另一个儿子懿璘质班推上了帝位，是为元宁宗。
为啥选懿璘质班？因为这娃才七岁，好控制嘛。只可惜燕帖木儿机关算尽却算不过老天，懿璘质班仅在位43天就病死了，最后还得找妥懽帖睦尔来接班。
而妥懽帖睦尔，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位元顺帝。
02元朝一共才98年，一头一尾的忽必烈和妥懽帖睦尔就分别占了23年和35年。这也意味着其余九位元朝皇帝的在职时间加一块，才将将40年，平均每人的占坑时间还不到5年不说，还有四个死于非命（或疑似）的。
为啥这么乱遭？还不是蒙古人的传统艺能——内讧在作祟？要是不内讧，谁还好意思自称是蒙古人？所以为了内讧，什么父子兄弟、老婆孩子皆可抛，什么家国大业、祖宗江山都得往后靠，反正都不能耽误他们同室操戈、兄弟阋墙。
作为黄金家族的嫡系血脉，大元皇帝自然不甘人后，而且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典型如元文宗图帖睦尔。这厮从堪称“异端”的甘麻剌系手中替答剌麻八剌家族夺回了正统的位置，功勋和影响不亚于唐隆zheng变中的李隆基，其功称之为“再造大元”也不为过。但看看大权在握后的李隆基，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可图帖睦尔呢？在龙椅上屁股还没坐热呢，一大堆王公贵族就看他不爽，非得说和世㻋才是正统，你图帖睦尔得靠边站。
图帖睦尔简直麻了——话说咱们蒙古人啥时候讲过正不正统那套？不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吗？怎么到我这儿就改戏码了呢？
回答他的，只有翻起的白眼和竖起的中指。没错，蒙古的规矩从来都没变过，就是强者为尊。可问题是，你图帖睦尔够强吗？如果你觉得你行，就跟王公贵族们打一场试试成色。如果没这个胆子，就赶紧让位。反正无论叫大汗还是皇帝，如果没那么强，就只能做傀儡。而扮演这个角色，图帖睦尔又显得有些过强了，还是换个无依无靠的和世㻋更让人放心。
图帖睦尔没这个胆子，只好答应让位。而他也正是借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到和林的时机，大力笼络人心，在重要的位置安插人手，同时分化异己。等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逆转，图帖睦尔就简单粗暴的弄死了大哥，然后也翻起白眼和竖起中指，问满朝的王公贵族谁不服，不服咱们干一场？
这回也没人敢接这个话，图帖睦尔的皇位才算坐稳了。
从始至终，无论蒙古人还是元朝都是这么个德性。所以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任何一个元朝皇帝即便上位时没见血，死前死后也得补上这道手续。好像不这么干，就不配当大元皇帝，就是冒牌货一样。
而元朝的皇帝又换得那么勤，所以隔个三年五载大都的百姓要是没见过贵人老爷们抡着刀子互砍，都会觉得生活像是缺了点什么，不圆满了都。
所以一个合格的元朝皇帝，每天早起来第一件事，就得问“我刀呢”？等刀子拎到手了，就得摸出朝廷内外的各方势力图，排第二立刻砍，排第三的准备砍，排第四的明天砍……
你问排第一的？嗯，排第一的必然是皇帝。否则他也没资格拎刀子，早点洗白白等挨砍就好了，别的都不要想。
虽然没这么极端，但处于乱世的汉人王朝或其他什么族的王朝，这类破事也不是没有。但在别人家，顶多防防兄弟、权臣、军阀之类的常规角色。可蒙古就不一样了，哪怕是老婆孩子，该砍也得砍。
比如我们都很熟的那位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提到元末那段历史，很多朋友难免会发这样的疑问——为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什么的敢在南方大打内战，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咋就不怕妥懽帖睦尔在他们背后搞偷袭？而且为啥妥懽帖睦尔从头到尾都没掺和进来，难道他不管南方这半壁花花江山了？
不是妥懽帖睦尔不管，而且根本没空管。为啥？朱老板们在南方玩同室操戈的时候，他在北方也没闲着，还忙得连轴转，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跟谁打呢？嗯，当时在北方大地上上演了一出三国杀，交战的三方势力之一就是妥懽帖睦尔，其二是他老婆皇后奇氏（高丽人），其三是他儿子太子爱猷识理答腊……
要论家暴，这家子我是服的。我想无论古今中外，能把家暴搞出这么大的场面的，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但对蒙古人来说，也就是多少有点新鲜，但绝对说不上有多稀奇。
03甭管哪个王朝，打下来江山后就得坐江山。而这座江山要想坐稳，就得治国，就得理民，哪一样没弄明白，后果都很严重，国破家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问题是元朝的皇帝成天忙着跟亲戚斗、跟兄弟斗、跟老婆斗、跟儿子斗……而且蒙古人性情简单直接，所以通常是不要文斗要武斗，动不动拉出一票小弟抡刀开片儿，哪还有功夫管别的事？
在别的王朝，别说像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这样的“大贼头”了，哪怕是百八十号蟊贼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弄不好都能惊动中枢朝廷。可在元朝呢？江南半壁都在事实上改朝换代了，妥懽帖睦尔多往那边多瞅一眼都算输。
而且这不是元朝要完蛋了才这么摆烂，而是打一开始，蒙古人搞出来的这个王朝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塌糊涂的完蛋状态。
就拿元朝的机构设置来说，表面上看是偷懒基本照抄了南宋的作业。比如同样在中央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等，职能也与前朝大体相当，但实际一运行起来，就开始荒腔走板了。
例如中书省下辖的户部，就被脑洞大开的分成了汉人户部、蒙古户部和南人户部，居然各搞一套班子然后按照族群分别收取赋税。可问题是老百姓可不会老老实实分开各过各的，而是乱七八糟的混居在一起，尤其是蒙古人大举入驻中原后，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就拿河南来说，本来九成九都是汉人，该归汉人户部管。可在元朝，河南人大多被归类为“汉人”，还有一部分成了“南人”，再加上一大票蒙古人、色目人搬过来跑马圈地……这下好了，甭管蒙古人搞出来多少个户部，反正都管得着河南了。
要是哪天忽必烈问一嘴河南今年收上来多少税呀？保准举朝上下没一个能报出个准确数字的，各种户部都在各吹各号、各走各调，而且有重复征税的、都以为别人去征了所以谁都没去征的，还有你说可以免税我说非征不可的，更有甭管是谁都不（敢）去征的……折腾到最后，啥玩意都成了一本烂账。
而且这不光是户部的问题，基本各部都一个德性。元朝的皇帝想靠这帮玩意提供的数据做决策，不如自己去猜、去蒙、去掷骰子，没准都更靠谱。
如果朝廷是在瞎扯淡，那么对地方上的管理就是蒙古人拿手好戏——纯放羊了。
元朝发明了个行省制度，好像还挺先进的，今天我国的行政区划还对其有所借鉴。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就是另一回事了。甭管蒙古人设计这套制度时是如何的天才，但骨子里想的其实还是草原上部落那一套。就这么说吧，我们把大都的元廷理解为以前的蒙古汗帐，10个行省（《元史》记载是11个）理解为各大部落的封地，这个思路不说是完美无瑕，其实也大差不差。
所以元朝的封疆大吏（行中书省丞相）权力极大，堪比晚唐藩镇，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至于朝廷对其的约束，遇上忽必烈这样的狠人，大概率还能管管。但通常也不会直接来硬的，大多就是以“给我个面子”之类的方式解决，实在不给面子的（比如阿合马）才考虑动刀子。毕竟强如老忽也忙得很，北边还有一大票亲戚造他的反呢，哪能随便再开新战线？
而元朝有这个本事的皇帝，数来数去也就忽必烈、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中后期的图帖睦尔。其他那老几位，压根就没面子，所以就不用自取其辱了，地方上爱咋滴就咋滴吧。
元朝对地方治理的躺平，导致封疆大吏无法无天的同时，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更是选择了与地方宗族势力相勾结，让后者成为自己的“白手套”。像嘉兴沈氏、吉安陈氏、绍兴范氏等家族都成为当地政商界的头面人物，终元一朝的屹立不倒，在地方上的牛逼程度连正宗的蒙古官吏都比不了。
所以后来朱老板赶跑蒙古人建立大明以后，很多江南士绅都对其极为敌视，自号“身在江南，心在塞北”者如过江之鲫。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在蒙古人的治下，他们才有特权。
04这时再说回到开篇提到的那起反诗事件，大家应该理解蒙古官员的无视态度了吧？毕竟朝廷里天天刀光剑影的，地方上更是早就听调不听宣了，与之相比你梁栋写几首酸诗有什么大不了的？连个屁都算不上。
当然元朝也不是啥都不管，就一样死抓着不放手。哪样？要换个正常皇帝来选，肯定是首选军权，次选人事。可问题是人家蒙古皇帝不正常啊，所以他们统统都选小钱钱。
当然这也不怪他们。毕竟自家亲戚要不是正在造反，就是正走在造反的路上。而自己成天要不正跟人对砍，就是准备跟人对砍。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蒙古人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大炮，可钱照样一分不少花。所以元朝皇帝为啥不重视军权、人事权而唯独青睐财权？只要有了钱，多少军队、什么高官买不过来？
所以身为大元朝的皇帝，唯一的正经事就是搞钱、搞多多的钱，然后跟亲戚对砍。等钱砍光了，就再搞，如此往复循环，无人可以例外。
这里可以拿忽必烈做个例子。
前文提到过一个叫阿合马的家伙。这厮是花剌子模人，出身奴隶，是作为忽必烈的皇后察必的陪嫁嫁妆入宫的，所以被当成了“自家人”予以重用。阿合马也很能干，最高做到了中书平章政事，也就是宰相。但与此同时，他又大权独揽、结党营私，对忽必烈这个无论于公于私都是自己主子的皇帝也很不恭敬，阴奉阳违是家常便饭，当面顶撞也是常有的事。可偏偏眼里从来不容沙子的老忽，却对其的容忍度非常高，让他嚣张跋扈达20年之久，这是为啥？
因为从中统三年（1262年）出任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开始，阿合马掌管全国财赋的时间长达20年。在此期间，只要忽必烈张口，无论吐出的数额有多夸张，他总是能如数搞到相应的钱粮。
难道阿合马家里有个聚宝盆？当然不可能。不过他有个绝技，那就是忽必烈要多少钱，阿合马就收多少钱的税，甭管这多不合理、民愤民怨多大，后遗症有多严重，全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反正阿合马只要钱，谁做不到，就要他的命！
比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时京兆等路（治所在今陕西西安）的岁课是1.9万锭钞，已经让当地百姓吃糠咽菜都难以苟活了。结果因为次年忽必烈要打仗，阿合马为了给老板筹措军费，直接把京兆等路的岁课猛增到5.4万锭钞，足足是去年的近3倍。当地官员叫苦不迭，阿合马根本没得商量，直接拿刀说话，所以最终的结果还是刮地三尺，终于凑够了定数。
至于百姓是否因此死绝，明年再找谁收税去，那是明年的事，现在谁管？
至元十九年（1282年）阿合马被一侠士刺杀，忽必烈的第一反应就是抄了他的家，大赚一笔，然后转头就任命卢世荣中书右丞主抓财政。
为啥会用一个汉人当自己的大管家？因为小卢不但是王安石的脑残粉，还非常擅长忽悠，于是给忽必烈大讲特讲成天吃绝户是没前途的。搞财政就要开源节流，要立足长远，不能贪图一时之利。老忽当时不知怎的脑子一抽，就信了他的邪。
结果半年还没过，卢世荣钱花了一堆，收上来的半毛也无。忽必烈要钱，他就两手一摊，继续煲细水长流的鸡汤……然后就横空飞来一刀，利利索索的砍下了卢世荣的狗头。
从此老忽再不听任何人的忽悠，只认现钱。第三任负责搞钱的桑哥被逼得没法子了，灵机一动想出了个“换钞”的绝妙主意。咋换呢？就是他突然宣布以前朝廷发行的钞票（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始终使用纸钞为唯一法定货币的王朝）统统作废，必须限期兑换成新钞。至于兑换比例嘛，就5:1吧，即五贯旧钞只能兑换一贯新钞。
这么一搞，反手就赚到了五倍的利润，超额完成任务，让忽必烈很满意。谁知还没等桑哥松口气，皇帝又开口了——既然有这么多钱，朕打算打场大仗，所以明年收的税还得翻倍，爱卿继续努力，可不能让朕失望哦！
桑哥闻言差点当场归西。换钞这种事就是一锤子买卖，要是年年干不早就遍地烽烟了？老板还是饶不了他，这可咋整？
但有压力才有动力，桑哥被逼到绝路，终于想到了个更赚钱的法子，那就是反腐。
话说大元朝的地皮早被刮得快冒岩浆了，再刮下去也刮不出什么油水。但这么多年刮到的钱，只有一部分到了忽必烈的手里，大头都被揣进贪官污吏的腰包，，而桑哥这会搞钱的目标，就是这帮肥头大耳的家伙。
于是他开始疯狂查账并疯狂追赃。比如因中书省亏欠宝钞6000锭（不到四万贯），就把参政知事杨居宽、郭佑砍头抄家。反正只要被桑哥盯上了，甭管达官贵人还是富翁豪绅，只有倾家荡产一条路可走，因此破产、丧命者不计其数。而为了满足老板越来越大的胃口，他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国用浩繁、入不敷出”为由，将本已高不可攀的赋税再度大幅提高一截。比如盐引由中统钞30贯增为1锭，茶引由5贯增为10贯，全国的酒醋课税更是因此增加了15万锭。
而盐、茶、酒恰好是蒙古王公贵族最赚钱的买卖，桑哥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重臣也先帖木儿、彻里、不忽木等人纷纷找到忽必烈，揭发桑哥是整个大元最坏的那只蛋：
“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史·卷二零五·列传第九十三》）
于是忽必烈顺乎民意砍了桑哥，然后顺理成章再抄一次家，没想到比阿合马那次赚得更多。
什么是双赢？这才叫双赢啊！
05话说元朝十一帝，无论哪方面忽必烈都是最能拿出手的那个，结果你就给我们玩这个？
跟他比起来，李隆基、赵构堪称盖世英主，刘贺、朱由校绝对专务正业，杨广、朱棣肯定是千古仁君……就算是跟辽、金、清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多数同行比起来，老忽都得蹲小孩那桌去。
皇帝，真不是这么当的啊！
人家李世民也十分想坐那张椅子，为此不惜杀兄弑弟逼父道德伦常都顾不上了。可一旦如愿以偿了，人家就变正常了。从前那个眼高于顶、一点就炸的秦王殿下的小暴脾气再也看不见了，见谁给谁赔笑脸，哪怕被魏徵故意憋死了爱鸟也得忍气吞声，最多跑自家后院去跟老婆吐槽几句……连父子兄弟都说弄死就弄死的狠人，为啥非得对这些不相关的外人、下人低声下气，为啥会说出“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话？
因为他懂得欲戴皇冠，必承其重的道理。抢到那个位置坐下来，仅是个开始，要想坐得住、坐得稳，一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一遍一遍反复上演和述说的，大多就是这个道理。
相反你要是一朝君临天下了，就只知索取，只想为所欲为，或者为了保住这个位置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等待你的，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而且哪怕国破家亡了都不算完，还得成百上千年的被人拿来鞭尸。
胡亥、刘宏、孙皓、司马衷、高纬、刘子业、杨广、赵佶、朱翊钧……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下场。我们要是把元朝十一帝中的大多数人加入到这个榜单，其实也一点都不显得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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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他们只想清除一切异己，拒绝与任何人合作，除非迫不得已；经济上，他们只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收割一切，甚至不惜杀鸡取卵，从不懂得也不想懂得放水养鱼的道理；军事上……我都不知道该咋说……开始时嚣张到见人就打，根本不管有没有必要、犯不犯得上，哪怕远在爪哇也得挨个大逼兜。后来被现实教训得鼻青脸肿了，该消停了吧？哪能呢！还得打，而且一门心思的热衷于自己打自己。就算江南半壁已经被朱老板他们抢跑了，那也不管，先把老婆孩子打爽了再说。
文化上——文化是什么？能换钱花还是能当饭吃？所以想题反诗的随便题，没人管。民族上，嗯，就更扯犊子了。一边是弄出个四等人，公然搞种族歧视，另一头为了搞钱向满世界贩卖蒙古本族奴隶，最后卖无可卖，甚至把注意打到了蒙古兵的头上……
同样的，要是汉人和蒙古人犯了同样的罪，大元朝的官儿会怎么判？可能有的朋友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一定是汉人重判蒙古人轻判甚至无罪，其实这个答案并不一定准确。
在蒙古人自己编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的刑部第四卷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例——有4个混球打杀了自家的奴婢，然后就被官府抓了。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昔剌的蒙古人，另三个都是汉人，结果怎么判的呢？答案是昔剌被判杖责27下，是不是让人觉得判得太轻了？其实按照蒙古人制定的混账法律，私杀奴婢压根不算事，就该这么判。而那三个汉人跟昔剌的犯罪情节差不多，却以“难议定罪”的理由被无罪释放了。
为啥会这样？因为那三个汉人不是地主就是豪商，Money大大滴有，所以只要交钱就万事大吉。而昔剌因为家境一般，满足不了本族官老爷的胃口，自然就要依法办事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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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什么元朝搞种族歧视，某种程度上还真怨不着人家蒙古人，还不是因为你穷！只要你有钱，哪怕天天对高贵的蒙古人又砍又杀，官老爷该看不见的照样一概看不见。
就问你抽象不？
史上各朝，大多号称“以孝治天下”，还有喊以法治国、无为而治、德治礼教之类各种口号的。唯独元朝是个异类，好像哪边都不靠，你要去问忽必烈，可能他也一脑门子浆糊。
要我说，元朝就是以抽象治天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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