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央部长要找小贩报恩，对方却跟县干部说：我真不认识他
1950年4月的一天，山东无棣县县委办公室里，一张档案引起了注意。文件上的人名是“牛宝正”，身份却让人咋舌，反革命分子。
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央却发来急电，要“立即释放此人，并妥善安置工作”，理由是：
他是多位开国元勋的“救命恩人”。
干部张学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党中央弄错了人？
更让人错愕的是，当张学德亲自去询问时，牛宝正却是一句“我真不认识他”。
是真的找错人了吗？他怎么会成为多位开国元勋的救命恩人？
苦命汉，囹圄门牛宝正出生在1886年，山东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
牛家一贫如洗，父母靠几亩薄田糊口，勉强养活几个孩子。
村里有了私塾，牛宝正只去过几天，书还没捂热就因家中没米下锅，被父亲叫回田里种地。
大约二十出头时，他成了村里有口皆碑的“干活把式”。
可再能干，日子也富不起来，农田多半靠天吃饭，一场旱灾能让一家人揭不开锅。
眼看着年岁渐长，家中连媳妇的彩礼钱都攒不下，他索性赌了一把命运，去外头闯闯。
那个时候的山东，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百姓动辄遭殃。
牛宝正先是去了济南，想谋个脚行的营生，结果连“挑担子的活”都抢不过本地人。
几经辗转，托人说了情，他进了县警察大队，做了个“骑兵正目”，算是吃上饭。
可这个差事干的不长，直鲁大战一打，局势瞬间崩塌。
队伍一哄而散，他也跟着卷铺盖卷回了家，重新扛起锄头。
但人一旦尝过“有顶棚、有工资”的滋味，便再难安心田间，他的心，已不再属于那片荒地了。
1929年，牛宝正带着干粮和铺盖，随几个同乡一路北上，来到北平。
可现实又打了脸，城里谋生比他想象的难百倍。
他在街边卖过菜、当过短工，甚至到城外烧过砖窑，没一处能立得住脚。
这样挣扎了两年多，他几近绝望，就在此时，命运给他推来一扇窄门。
一个在宪兵侦缉队里谋差事的老乡，见他忠厚可靠，替他说了句情，把他介绍到草岚子监狱谋了个差事，先是做杂务，再做巡逻，最后干脆成了一名正式看守员。
他不想别的，只图每月有份固定工钱，管吃管住，最重要的是不用再在街头讨口饭吃。
草岚子监狱是北平一带的重地，关的多是要犯、军警内部“反省人员”，每一个都是“重点关注”的人物。
他老实本分，从不多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时间久了，他稳扎稳打，渐渐从一个“生面孔”变成了让狱长也信得过的“老伙计”。
在这里，牛宝正不是没目睹过那血淋淋的场面，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怜悯。
他从不参与打人，送饭时也不苛待犯人，遇到年老体弱的，甚至偷偷塞两个窝头。
牛宝正不清楚“人权”、“制度”是何物，他只凭着心里的那杆秤行事，穷人不该互相为难。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正是这份“软弱”和“人味”，悄然改变了他的一生。
英雄入狱1931年，草岚子监狱内，铁门铛然作响”。
那天，牛宝正正在巡视南监三区，几辆军车缓缓驶入监狱大门，车上下来的是一群神情镇定却衣衫破旧的“犯人”。
他们不是普通的盗窃犯、杀人犯，而是一批我党在北方地下工作的重要骨干。
领头的，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以及巡视员刘澜涛、理论家杨献珍等人。
这些人被带进牢房时，眼神坦然，脚步沉稳。
他们不说多余的话，进门后便默默扫视四周。
牛宝正站在走廊尽头，看着这一幕，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但这些人身上似乎有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不久，这批人被分配进不同牢区关押，但他们之间依旧用眼神、动作相互传递着某种隐秘的信息。
特别是那个年纪不大却神情锋利的杨献珍，总给他一种“识大体”的感觉。
数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牛宝正和杨献珍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接触。
那天午后，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妻子托人捎来的一封信。
拆开一看，是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信里说他七旬的老母亲病重，家中又无银钱医治，几个弟弟眼下连药都买不起，盼他寄钱回家。
牛宝正看完，满脸焦灼，他识字不多，要写封回信回去安慰老母亲都感到为难。
他本想请一位文书帮忙，转念一想，自己现在身份敏感，若暴露家中困境，只怕招来话柄。
他愁了一夜，第二天巡查时路过杨献珍的牢房，牛宝正灵光一动，敲了敲铁门，犹豫着开口：
“那个……你识字不？能不能帮我写封信？”
杨献珍愣了一下，抬头看向他，但很快就点了点头：“可以啊，您说，我写。”
牛宝正于是坐在小板凳上，一字一句地说着家里的情况，杨献珍边听边记，写得工整细致。
末了还轻声说：“您放心，这封信，我一定帮您写好。”
这事儿在牢里传开后，狱中党支部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的接触点。
他们开会时专门讨论了牛宝正的情况，认为他虽在敌营任职，但为人质朴、有情有义，或许是值得争取的对象。
从那以后，杨献珍便趁执勤间隙，主动与牛宝正聊天。
他不直说大道理，而是从人之常情入手，说些母子亲情、百姓苦难。
牛宝正起初只是敷衍，后来却逐渐被吸引。
他发现这些被称为“要犯”的人，既没有作恶行径，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胆小懦弱。
相反，他们有种别样的坚韧，每次被提审回来都依旧面色从容，不喊苦、不怕死。
渐渐地，他开始在执勤时悄悄放水，让这些人们能多在走廊里活动一会儿。
有时，也会帮忙带些外头买来的书报进来，说是“消遣时间”。
杨献珍和安子文则乘机组织学习、分发材料、讲授理论，狱中党支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有活力。
狱中党人给他取了个特别的代号，“OX”，取“牛”的英文发音，方便联络时使用。
牛宝正从来没想过，自己这样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人，也能在什么“革命大事”里起作用。
希望之火1932年的草岚子监狱，在狱中党支部的安排下，牛宝正逐步成为了一个“单线联系人”。
虽然他并未正式加入组织，也从未接受系统的思想训练，但他明白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比性命还重的事。
他不是革命者，却为革命者打开了一扇生的门。
他最初的任务很简单，只是将藏在囚衣、饭盒、破旧书籍里的纸条偷偷带出去。
每当他巡查结束，便用看似随意的动作将信息塞进靴底，再交由装作来送饭的妻子悄悄带去城中的几个“指定点”。
翠花胡同、东四十条、皇城根……
都是他从未在白日里踏足的地方，却是他妻子每日冒着风险辗转奔走的线路。
他的妻子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妇，识不得几个字，却在这些信件和交接中练就了一副过人的胆识。
她从不拆看信件，也不问一句内容，交到谁手中，怎么回答，都凭记忆记得清清楚楚。
每次回来，她只告诉牛宝正一句话：“信送到了，人收了。”
外面传进来的，是党的指示，从里送出去的，是意志未折同志们的回应。
这些短短几十字的纸片，如同烈火中的微光，在死寂的牢狱中点燃了希望。
除了传信，牛宝正还干起了“掩护”的活儿。
每个月的探监日，是外界与被捕党员联系的重要窗口。
按照规定，其实他们大多不得探视，但牛宝正借着“人情世故”，常在审查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一些自称“亲属”的人打开方便之门。
这些“亲属”里，有真正的父母兄弟，也有化妆成老妪、妇人、少年郎的联络员。
他更重要的任务，是“提前预警”。
监狱中常有突袭式审讯和“套话调查”，为了试图挖出狱中党支部的真面目，敌人甚至安排“卧底”乔装成犯人混进牢区。
一次，牛宝正在饭堂听几个看守闲聊，听闻宪兵团第三分队近日秘密调来两人，说是要查一批“内线”。
他心头一紧，当晚便“例行”查房，在铁窗外轻咳一声，留下一句：
“新来的那两个，长得太干净，小心点。”
谁都没问这是什么意思，但所有人都开始保持沉默，不再在夜间低声细语，也不再把信条藏在枕头里。
那次敌人的“破网”计划，最终一无所获。
时间来到了1936年的一天，监狱突然进驻一批宪兵，说是要“例行检查”。
实际上，这是国民党方面对草岚子狱中“共产党组织”异常活跃的集中清查。
牛宝正那晚值夜，他刚将最后一组牢房锁好，便被几个宪兵围住。
“你，被怀疑与政治犯私下串通，交代！”他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便被铐上铁镣，关进了地牢。
他们对他用了所有的手段，但牛宝正什么也不说，只吐出一句：“我啥也不知道，我就一个看门的。”
最后，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实料，又没有确凿证据，便打算将他“杀鸡儆猴”。
在开庭前夜，狱中忽传出骚乱，几个牢头故意起哄，把看守们调往另一边。
夜里，狱后墙边多了一辆拉粪车，牛宝正身披破棉袄，被几人抬上车，混在垃圾堆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草岚子。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营救。
我党北平地下组织在得知他被捕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救出。
逃出北平后，牛宝正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山东无棣。
多年来，他从未再提起过去的事。
寻人启事1950年，正值新中国建国伊始，那天，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围坐一堂，气氛肃然。
他们不是在讨论组织人事，是在回忆一个早已沉入历史尘埃的人，牛宝正。
那个人，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传递情报、掩护接应、送来书报与希望。
安子文
如今他们功成名就，却不知他身在何处，甚至，是否还在人世。
于是，一纸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签发的急电发往山东省委，内容简短却郑重：
查找一名名叫“牛宝正”的男子，此人曾在1930年代草岚子监狱任看守班长，为营救我党多名干部立有大功，务请设法寻找，优待安排。
但大家心中都在担忧，过去十余年风雨飘摇，社会动荡，能找到他吗？
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延津和干部张学德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们翻遍县城所有户籍、排查曾在外省工作过、当过警察的老人。
很快，一个名字跃入了眼帘，牛宝正，早年曾任国民党警察，住在县城东关，靠卖小百货为生。
“是他吗？”张学德半信半疑。
他没有贸然告知身份，而是将牛宝正请到县公安分局。
张学德拿出记下的几个名字，试探着问道：“你认识安子文同志吗？当年草岚子监狱关过他。”
牛宝正闻言一愣，眉头微蹙，摇了摇头：“不认识。”
张学德又问：“那刘澜涛呢？”
“也不认识。”牛宝正看上去毫不迟疑，甚至显得有些茫然。
张学德却不死心，让他好好想想，得到的回答依旧是，我真不认识他。
后来，张学德换了个方式，随口问：“那你以前关押过叫‘徐子文’、‘刘华甫’的人吗？”
话音刚落，牛宝正猛地抬头：“这个名字倒是熟……徐子文，瘦高个，脸长，有股子精气神，刘华甫，短头发，眼神正，像个老师。”
张学德顿时激动起来，几乎拍桌而起，这就是安子文和刘澜涛当年用的化名！
得知一切后，牛宝正泪流满面，他还从张学德这里得知，他们都惦记着他。
后来，县里很快向上级汇报情况，几天后，一辆来自北京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无棣县委大院。
车上下来的，是受安子文等人委托，前来接牛宝正进京的干部。
那些年他低头卖布匹的小摊前，如今站满了前来敬意相送的群众。
进京前，牛宝正犹豫了很久，说：“我没有大功，受不起。”
又说：“我舍不得家里这间屋。”
最后一句是：“儿子外出打工，我一个人上北京，谁照应我？
领导当即拍板，安排人给他儿子发电报，让他立刻返乡随父进京团聚。
牛宝正享有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儿子也有了好工作。
他不曾穿过军装，也未登过讲坛，却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为光明留下一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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