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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六旬的我也要参加同学聚会了！望着远方的保定跳伞塔，看着手机里五十年前熟悉又陌生的同学照片，我这平静多年的心，不由泛起了涟漪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想知道，文革时期上中学，我们是怎样度过的，我们学到文化知识了吗？我们快乐吗？。
当年保定十一中就在跳伞塔下，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保定跳伞塔下度过的1970年，刚进十一中时我十三岁，那时觉得天是那样蓝，操场是那样阔，跳伞塔是那样高，我们象一群放飞的白鸽尽情地在校园玩耍，那个年代，从家长到老师对我们要求都很松，在学校，我整天就想一个字——玩。
学校里有几张水泥砖头垒的乒乓球台，下课铃声一响，我们就蜂涌而出，为了第一个占领球台，上课时我就把乒乓球拍别在后背上，还用小刀在课桌上刻划了几条竖印，想知道下课时间就把铅笔立起来，通过看铅笔影子判断是否要下课，当时觉得一节课45分钟过的是那样慢。
到了夏天，学校更是我的乐园，放学后我也不回家，打蓝球踢足球，累了，就躺在跳伞塔下柔软的沙滩上，望着掠过塔架上的白云胡思乱想，渴了捧着自来水龙头一喝就是一分钟，有时身上有两毛钱，我就去军部服务社买二分钱一根的冰棍，用军帽兜着，十根冰棍，我一口气能吃的精光。
现想想我都吃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次竟能吃十根冰棍可以说，我是玩过了初一进入初二以后，我渐渐地发现学校在教学管理和要求上比过去抓的紧了，我们的学习也渐渐走向正轨，上课时大家注意听讲，放学按时完成作业记得那时作业写的最多的是大批判稿，今天批读书无用论，明天批读书做官论，后天学张铁生黄帅。
我们写的大批判稿也是千篇一律；“东风劲吹红旗飘，祖国形势一片好------”与现在的中学生相比，我们那时真正坐在教室里上文化课的时间相对较少，学校组织我们比较多的是课堂外活动如到附近的工厂，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实习，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挖防空洞，烧砖打坯、野营拉练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附近的农村割麦子站在地头上，麦子一眼望不到边，学校要求我们凌晨五点就要到校，每一次我都四点多起床，上中学以前，我没干过农活，干到了中午，直累的挺不起腰，手上磨出了血泡，两条腿被麦芒扎的通红，那时我们年龄虽小，但大家都坚持着。
记得班里有个女生，每次割麦子都第一名，男生也割不过她，麦收一结束，大家一致推举她加入了红卫兵割麦子虽累，可大家兴致都很高，在往返路上，我们常用老电影的曲调套新词；“------你们是干什么地，我们是十一中割麦子地-----”。
还有一次，学校烧石灰建防空洞，让每个同学骑自行车去满城拉一块石头，在返回时我的车胎扎了，我一人推着车往回赶，天慢慢地黑了，路上又渴又饿，本应在傍晚六七点钟到家，待我把石头交到学校，再返回家时已是半夜了母亲担心我一直没睡，黑灯瞎火的怕我出事，我说大夏天的，一个小伙子能出啥事。
在当时，社会治安非常好，这事若是放在现在，一个中学生半夜还没回家，家长得急坏了时光如电随着年龄心智的成长发育，我们也认识到，中学时代就这么几年，文化不行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会胜任在自觉不自觉中，我们默默地有了紧迫感。
可惜那时我特别偏科，除了数理化上课注意听讲外，一有时间我就学着装矿石收音机，其余的文科我都不以为然，觉得到社会用不上，上政治、语文、俄语时，我不是脑子溜号就是看课外书，那时流行一句话害我不浅，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想想当时的我是多么幼稚可笑学习是枯燥的，然而也是快乐的，特别是遇到难解的题经自己反复琢磨解出后，心里感觉是那样畅快自到十一中起，望着高大的跳伞塔，我总是好奇地想，它究竟有多高，和同学聊天，有的说50米，有的说有60米，在学习三角及三角函数后，每学习一个新知识点新方法，我都围在塔边，琢磨着用学到的知识来计算它的高度。
一次数学考试，我们见数学李老师什么试卷也没带，空手进了教室，就在我们以为考试不考了而高兴时，没想到李老师就说一句话；用你所学的任意数学知识，测算下跳伞塔的高度考试题别开生面，但这正是我的熟项，那次我很快就交了卷，课下，我对李老师说，跳伞塔高度约XX米，可用三种方法算出。
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斗转星移，光阴如梭就在我们收起心专注学习时，我渐渐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不知从何时起，班级里的同学隔三岔五就少一个，上初一是五个班，上初二成了四个班，后来上高一时仅剩两个班了过后我才知道，这些走的同学有的去当了兵，有的到工厂接了班，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反正毕业也要下乡，有没有文化并不重要，不如趁早参加工作心里安生。
就在我为这些退学的同学感到惋惜时，万没料到，提前辍学的事也轮到了我，1974年9月，也就是离我们高中毕业仅剩一学期时，保定一家工厂招临时工，母亲背着我，给我报了名离校的那天，我望着高高的跳伞塔，看着远处的同学，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知道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了，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的少年生活再也不会有了，从此，我将步入社会这个大课堂，我攥了一下拳头，昂首离开了校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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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4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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