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郊KTV陪酒洋妞实录：这是个榨取女人灵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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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穿那种去参加派对的小短裙，反正越紧越好。要是 V 领无袖裙就更好了，半袖也行。丝袜就别穿了。要紧的是，穿上你最好看的高跟鞋，别穿短靴哦！” 收到这条微信后，我顺从地回复着这个陌生人：“没问题”。
        他帮我安排了一个在 KTV 工作的秘密副业，每晚600块人民币；由于我 “洋妞” 的身份，工钱比一般的中国女孩要高，主要工作职责就是给客人上饮料，同时跟他们打情骂俏。中国人不喜欢去 club，所以不太能见到那种一大早醉醺醺冲出租车司机大喊大叫的醉鬼；这里有的，或者说人们更喜欢的夜生活场所，是金碧辉煌的 KTV。
        


        就像中国菜的多种多样一样，KTV 也是各地风格迥异：北方沿海的大多充斥着最流行的劲歌金曲，内陆偏中原和西部地区更偏爱军旅红歌，而南部则是温软情歌居多。尽管去 KTV 玩的人大多做着体面工作，但在 KTV 上班的人社会地位却很低 —— 反正要是我那有钱的寄宿家庭知道住他们家的洋妞英语老师还兼职在 KTV 当陪酒女，一定会觉得很没面子。
        回想自己的一生，我常常惊讶于自己的道德观在金钱面前会变得多么扭曲；特别是这次，我选择了一份只需要靠肤色、种族、相貌就能高人一等的职业 —— 光是点开广告这个动作，就让我开始鄙视自己了。而当我开始跟微信上这个陌生人聊天时，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当做了商品，而不是人来对待。唯一令我安慰的是，我的工作不过是 “创造一种欢乐的气氛而已，没什么奇怪的附加项目，那些东西是另外收费的”。我被他的坦诚打动了，我告诉他，我会在周六开始上班。
        


        我进门的时候，穿得像个普通游客，背包里是待会儿要换上的性感装束。一个斯里兰卡小伙子带我走进了这个恢宏的建筑里，KTV 的陈设展现在了我面前：装潢豪华的蛇形走廊，酒红色的地毯，两旁带有编号的一扇扇门，就像酒店里那样。每扇门背后，都是一个 KTV 包厢，里面有精致的沙发、靠垫、自带的卫生间，桌上有果盘和香烟，一侧立着带屏幕的选歌台，还有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整个包厢的收费，可以高达三万人民币4500一晚（陪酒妹还要单独费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面的更衣室。这里也是收费人员的办公室，他坐在那里数着钱，而那些女孩子们则站着或坐着，表情高傲又漠然。那个带我上来的斯里兰卡人把我的贵重物品寄存在保险柜里，让我到卫生间里换衣服 —— 这是外国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我尝试让自己像她们一样摆出高贵冷艳的样子，没想到经理见了我，只是叹了口气：“好吧，勉强凑合。”
        


        在没收了我们的手机之后，她把我、一个尼泊尔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和一个乌克兰姑娘排成一队，跟在我们前面进入包厢的中国冷傲公主们后面。我们跟着她们，鱼贯进入包房，在一群中年客人面前排成一排，其中有三个人选了姑娘。经理跟主管轻声说了几句，点了点我们其中的几个，但是从他讥讽的眼神里，我看出了我们都没被选上。
        那个乌克兰姑娘和我进了一个空包厢，等着有客人预订我们；外面，客人们正从画册里挑选姑娘，就像是看宜家目录一样。等待的过程中，我跟乌克兰姑娘聊起了各自的生活。“我想不通为什么乌克兰非得打仗不可，” 她对我说。“我们把俄罗斯当朋友看来着！”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四个中国小伙走进来，愉快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其中一个患有白化病的年轻人直接拿起了麦克风，唱了几首中文歌，嗓音意外地动听；在威士忌和人们的起哄之下，我加入了他，我们合唱了一首西城男孩的 “You Raise Me Up”。然后我点起了香烟，加满了酒，打算耍点酒疯，同时尝试着理解这一切。
        几个高贵的中国天鹅公主们也相继走进来投怀送抱，抚摸着其中一个主要客人的脸颊和大腿。他唱得很糟。那个得白化病的客人提出让我跟他们回去过夜，把所有人都逗笑了。当他们发现我们只是把这个提议当成了玩笑之后，就带着几个更顺从的姑娘一起走了。后来，那个斯里兰卡人在我的绩效考评里打了个 “优”，但是让我下次一定得穿高跟鞋和更 “派对风” 的裙子。他把钱地给了我，我觉得又肮脏又高兴。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KTV 的皮条客告诉我没有什么生意。但是我还是去上班了。我到处晃来晃去，直到听经理说 “快让那个白人妞去大包厢”，我才又开始上工了。大包厢里的人在得知我是英国人后，都欢呼起来，安排我坐在一个大腹便便、戴眼镜的人旁边，很明显是为了让他跟我聊天。然后我发现自己错了，这些人比上一次的客人更喜欢群娥环伺的感觉，他们叫了一大堆的女孩子，唱了一些军旅歌曲和关于孝敬母亲的歌，场面着实有点分裂。
        


        包厢暗了下来，这些脸部皮肤松垮的大叔们被假装兴奋的姑娘们拽起身 —— 其中一个姑娘每周工作六个晚上，还要应付男朋友，白天则以足疗技师的身份上班。激动的 KTV 经理开始拉郎配对，最后每个人都很明显地有些尴尬，就好像是高中校园里的迪斯科舞会一样。如果有咸猪手开始摸我的屁股，我会优雅地甩开它，走到选歌机上点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尝试让每个人沉浸在歌的气氛之中。
        每次上班，我的生活都像电影《土拨鼠之日》的情节那样不断重复：穿着布料很少的衣服、Lady Gaga、客人对洋妞的兴奋感、互相喂红枣、动手动脚，然后重复一次。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女客人，都是男的，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往往给我个一笔带过的模糊回答：“我是跑运输，做物流的。” 还有些值得一提的事情：比如有客人要求一个其实已经很苗条的姑娘减肥，其它姑娘还会对我这个 “洋妞” 受到的优待投来嫉妒的眼神，总在打瞌睡的经理在给钱时却非常清醒，总会少给钱，让我觉得很糟糕。他们还要求我唱歌时 “更颓废” 一点，要不然大家会觉得很无聊，也无法创造一种 “欢乐的气氛”。
        有天晚上，我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潮。我当时十分无聊，喝下了很多我以前总假装喝的昂贵威士忌，借酒力开始唱起了中文歌；这时一个毛发很多的客人朝我大叫，让我唱 “Let It Go”，边说还一边把手放在了一个可怜姑娘的胸前。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很喜欢这首歌。整个房间都天旋地转，我觉得非常恶心。我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晨，我收到经理在群里发的一条微信，说我 “让客人和员工都感到很丢脸”。
        


        这就是我首次当 KTV 陪酒小姐的黯淡结局：他们把我开除了，我被当成了教育其它姑娘不能边喝酒边陪客的反面教材。我大概搞砸了。不过回头想想，在一个通过贬低女学生和手头吃紧但有野心的年轻女性，让他们满足有变态嗜好的客人，并榨取他们利益的地方，“搞砸了” 应该算是一种成就吧。也许对我这个 “洋妞” 来说，获得这种工作机会很轻松；但对那些中国姑娘，被开除可能意味着更糟糕的结局。
        也许我下次一贫如洗时，还能轻松找到同样的兼职。不过现在，我只能收起自己的晚礼服和 “无价的” 嗓音，选择离开。